郑韩故城考古取得重要收获

      郑韩故城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城关附近的双洎河(古洧水)与黄水河(古溱水)交汇处。修建于战国时期的隔城墙,将故城分为东西两城。西城为宫城,主要为政治中心,宫殿区和大多贵族府邸都在西城集中分布;东城面积较大,是为郭城,是当时的经济中心,分布着郑国贵族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居住区、宗教礼仪性祭祀区等。自武公灭郐、虢后正式东迁至韩灭郑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新郑先后作为郑国和韩国后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五百多年。

      2016至201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韩故城遗址主动发掘两处考古工地,均位于郑韩故城的东城,且在文化路(现为隔城墙东侧一条贯穿新郑市南北的主干道)一北一南、一大一小,相互辉映。北城门遗址位于文化路北端,在隔城墙与北城墙交汇处东侧北城墙之间缺口处;郑国三号车马坑则位于文化路的南端郑国贵族墓地西北部的车马坑景区内。

      北城门遗址考古新发现

      目前已经清理出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带车辙的道路、水渠、城壕、瓮城、瓦砾层以及灰坑、水井、墓葬等重要遗迹。

      道路 截至目前,已经发现各个时期的道路14条,其中可以确定时代的道路有9条,包括春秋时期1条、战国时期2条、汉代1条、宋代2条、明清时期3条。

      春秋时期的道路被战国道路打破,自西南往东北方向延伸,与后文提到的水渠方向相同,相依相傍。道路较窄,宽度为2米,路面上发现铺垫有碎陶片。其道路指向的北城墙之间的缺口处,推测为北城门的陆行门。战国时期道路2条。一条直接打破春秋时期的道路,方向自东南向西北延伸,宽度在2.1~2.9米,路边发现有散乱石块;另一条是新发现的环城路,位于壕沟、夯土建筑之间,且与二者方向相同,自西北向东南,宽4.4米,最宽8.5米,长51米,车辙宽8~15厘米,深1~2厘米。

      水渠 此次发掘中,在春秋时期道路的东侧发现了一条西南—东北向的水渠,与道路并行进入城内。从目前清理的情况看,水渠宽度在14米左右,最深处约4.8米,内有大量淤土。经过分析,所有样品反应的年代中值都在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600年,说明它们同属于春秋早中期。前几年在配合南水北调支线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在此城墙缺口以南约400米处也发现了一条类似的水渠,从两条水渠的开口层位、形状结构以及位置和走向判断二者应属同一条。根据文献记载,这条水渠与北城墙缺口交汇处可能就是当时郑国的“渠门”所在。

      城壕 在瓮城外侧约10米处,发现有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城壕,宽50米、最深处约4.3米,在城壕下层发现有黑色淤积层,城壕底部发现有大小不一的料壃石块。城壕南侧沟壁陡直,城壕北侧则呈缓坡,可能与城壕北侧为大面积的沼泽地有关。经钻探发现城壕、水渠和春秋时期道路在缺口东北处交汇。

      瓮城 通过发掘,在城墙缺口外侧约50米处,发现了一处大致呈东南—西北走向的夯土建筑。平面形状大致呈长方形,顶部现保留宽度约32米,最大高度在8米左右,长度约为72米。战国道路(东南—西北向)在延伸至战国环城路与其交汇时,越过夯土建筑与北城墙上的突出部分之间的缺口,且在缺口处明显变窄,宽度由原来的2.1~2.9米逐渐变窄为1.7~1.8米。初步判断这处夯土建筑与北城墙上的突出部分一起构成了瓮城,夯土建筑与北城墙突出部分之间的缺口有可能是瓮门,与战国道路指向的陆行门相对应。在其上还发现有排列较为规整的方形夯土建筑遗迹及战国时期瓦砾层,可能是作为防御设施而修建的。

      不同时期的北城门 根据遗迹层位关系及出土遗物,判断北城门形成于春秋时期,这个时期的防御体系较为简单。此时,最北部是大片沼泽地,紧挨沼泽地是一条宽约50米的壕沟,呈西北—东南向。道路、水渠并行,呈西南-东北方向,它们并行通过北城门至城内,此处应为一个陆行门和一个水行门。

      战国时期,一是北城墙在原有基础上大面积修补,其向北突出部分与呈西北-东南向的夯土建筑共同组成瓮城墙体,发挥军事防御作用。二是增设隔城墙,更好地护卫西城中的宫城建筑。道路增设两条,一条为城壕南侧、瓮城北侧的环城路,另一条打破春秋道路,自东南向西北方向延伸,越过瓮城(推测此处为瓮门),与环城路相交。最北部依旧是壕沟和沼泽地。这些共同构成了战国时期北城门的防御体系。

      主要收获 首先,首次认定北城门遗址中,道路和水渠并行入城的北城墙缺口处,即是文献中记载的“渠门”位置所在,且此处当时很可能是郑韩故城一处军事交通要地。《左传·桓公十四年》或可作一佐证:“冬,宋人以诸侯伐郑,报宋之战也。焚渠门,入,及大逵。伐东郊,取牛首。以大宫之椽归,为卢门之椽。”

      其次,发现在战国时期,“渠门”外修建有保卫“渠门”的瓮城。瓮城出现在中原地区,尤其出现在长城以南东周时期的王城,是十分少见的。推测此处修建瓮城,很有可能是为了保卫原来防守相对薄弱的“渠门”而建的,且与其他设施共同加强了北城门的军事防御体系。同时这也为后世“水门”外侧多建瓮城防卫提供了先例,如北宋汴京外城多处水门、江苏扬州宋大城北门外均建有瓮城防卫。

      最后,此次发掘位于隔城墙(战国时期修建)与北城墙(春秋时期始建)交汇处东侧北城墙之间缺口处,为研究不同时期郑国故城和郑韩故城的都城防御体系的差异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郑国三号车马坑重要考古收获

      2002年8月,在郑韩故城东城西中部的郑国贵族墓地北部发现了一座“中”字形大墓。时隔16年,发掘了其陪葬坑三号车马坑。该坑为南北向近长方形竖穴土坑状,口大底略小。四角两侧有供古人上下的拱状脚窝。上层填土为黄褐色五花夯土,下层填土为多层从四周向中间倾斜的淤土层。淤土层土色发灰,质较硬而粘,富含春秋时期陶片、炭粒、兽骨和少量烧土,说明该坑开挖时坑口所在区域存在稍早的春秋地层。从淤土层多层淤积的情况看,该坑填埋时恰逢长时间大阵雨。

      该坑叠压在战国文化层下,被灰坑、殉马坑及盗洞盗扰。坑底已清出124匹马骨。马骨几乎全呈头向西、足向南的侧躺式摆放,东西向5列,每列前后依次首尾相接。各列中马骨前后肢骨或直或蜷起,压在邻马的躯干上或下边。只有第一列中间的12号马呈头向东、足向南的侧躺姿势摆放,十分特殊。每列马摆放大致是先从北端开始摆,稍显松散,向南摆放近坑壁时,因马匹很多,摆放得很密,马肢骨蜷起幅度也越来越大,甚至近南部坑边和东南角的马骨叠压2到3层。只在一匹马的面颊旁发现1对青铜马镳,其它马身上均未发现马具。

      在南半部马骨上残存有4辆拆车葬式的木车和5个车轮痕迹。其中1号车为大型安车,位于坑内西南角,独辕弯曲、纵长方形带顶车舆形制,水平总长4.2米多。横、轭与辕首斜靠在坑的西壁上,车顶塌卧在舆栏上,后栏部分露出。车舆的右后角被一盗洞盗扰缺失,余部保存基本完整。车顶圆形龙骨清晰,龙骨上蒙覆红色彩绘席。席周边有多个直立的细长小棍形骨质车构件和少量长方形管状青铜质车构件。骨车件白色坚硬似象牙质地,直线状排列有序,功能极可能为盖弓帽类。因顶棚覆盖,舆栏仅能从席顶的凸起处推定,为纵长方形。侧栏只能清出车舆右前栏部分、前栏的中间部分,可知侧栏由方木条构成,下层为两层长方形网状结构,角柱高粗支撑拱顶。后栏中间有门,门顶与门框的拐角处和角柱的顶端均发现长方形管状或半管状的青铜构件。车舆的南侧1车轮略斜靠在坑南壁上,应是1号车的车轮。在北轮北侧的第二至第四马骨上放置2辆小型立车,西为2号车,东为3号车。二车均素面,大小形制几乎完全一样,独辕弯曲、近正方形的小型车舆,横上挂有两轭痕,个别残有骨质绘花横末饰和轭首饰;轼前有5条拱形撑支撑,下部舆栏为藤木穿成的2层长方形网状结构,上部近轼高处有1层扶手横栏;后舆栏两角各有1个斜拱撑,中间构成很宽的车门。舆底上有藤或竹编席痕。2号车横、轭、辕首斜靠在坑西壁上,南侧1车轮近平躺压在马骨上,北侧1车轮斜靠在车舆上使右侧舆栏不能清出,此二轮当为2号车上的轮。3号车的横压在2号车舆上,南侧被1车轮斜压使左舆栏不能清出,北侧东北角被另1车轮斜压,此二轮当为3号车的双轮。4号车位于1号车以东,由于此处是盗洞密集区,车辆被盗仅余长近1米、直径3厘米的木痕,从此处盗洞中出土较多的红色漆片的情况分析,此车可能也是一辆安车。

      从该坑马骨众多排列密集,却只稀松摆放4辆车的情况,结合郑国主墓一般位于车马陪葬坑东侧的规律,可确定该坑确为东侧春秋晚期郑公大墓的陪葬坑,原设计可能专用来埋葬众多的马匹。但南北墓道塞满至少44辆车后还有车不能放下,便将余下的4辆车放入此坑中马身上了。

      此次发掘重点突出多学科考古,经现场鉴定表明,大量能确定性别的马均为七八岁左右的成年公马。发掘中由专业保护人员对填土、车痕、马骨进行了试验块观察后,及时对马骨与车痕进行了化学保护,这些脆弱文物已能够长期保存展示。

      三号车马坑和郑公大墓共陪葬各种车辆48辆以上,马124匹以上,墓主当为春秋晚期一代强势郑公。出土的车辆和马骨之多,在我国东周考古发现中名列前茅,是研究我国周代车马葬制、葬俗、马匹特征等重要材料,也是向公众展示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平台。

      总体而言,郑韩故城作为中原地区东周时期两个诸侯国的王城,见证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中原最辉煌的一段历史,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此次这两处发现,为研究不同时期郑韩故城的形制布局、防御体系、墓葬文化等方面均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郑韩故城的历史风貌在接下来的考古工作中将得到更全面的体现。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樊温泉 余洁 马俊才)

来源: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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