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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金朝的文化与女真人的社会生活

    第一节  金朝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
     建国前,女真各部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差异,生女真尚处于部落联盟发 展阶段,系籍女真和熟女真发展水平略高。在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和抗辽建 国的过程中,系籍女真、熟女真加入了新的女真共同体,带动了生女真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女真人自认与渤海为一家,渤海的文化对他们也产生了 重要影响。
     与辽朝的藩属关系,使他们受到了契丹文化的薰陶。女真上层中不乏通 晓契丹语的人士,在国家治理、对外关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受 到辽朝的强烈影响。建国后,女真上层积极进取,出现了一批通晓契丹大小 字的有文化的军事将领,他们在战争和政权建设上都起了重要作用。 与北宋的交往,又促使他们主动地了解和吸收汉文化。因此,女真上层 的文化素质迅速提高。建国初,大量汉人的迁入,向金朝内地传播了汉文化; 此后,女真人南下中原又使他们处于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由于女真人同 汉人一样以农耕为业,因而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也更主动,更自然,虽然最 高统治者出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强制女真人保留其旧 俗,但女真人的汉化趋势却是无法阻挡的。 在大量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女真民族也保留了自身的特点,汉人又不可 避免地受到女真等民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使金朝的文化呈现出了以 汉文化为主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特征。
     一 文学艺术
     (一)语言文字
     金朝境内,主要使用汉语、契丹语和女真语。女真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 斯—满语族,与明代的女真语和清代的满语一脉相承。建国前,女真人没有 本民族的文字,文书往来借助于契丹文字和汉字。建国后,太祖命完颜希尹、 叶鲁创制女真字,“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 真字。” 希尹等创制的女真字称为大字,天辅三年(1119 年)正式颁行, 成为与契丹文字和汉字通用的官方文字。为了使女真人掌握本民族的文字, 太宗曾命叶鲁在京师设学教授女真字,选贵族子弟就学。 此后,金熙宗又自制女真字,天眷元年(1138 年)颁行,称女真小字, 与大字并用。现在发现的女真文字只有一种,无从确定其为大字抑或小字, 故学界只称其为女真字。女真字为方块形,由汉字的一、丨、丿、し、丶等 笔画组成,一般为单音节。而女真语词汇多为多音节,故一个词往往由二三 个女真字组成。 女真字颁行后,除用为官方往来文书外,还翻译了大量汉文经史著作。 世宗大定四年(1164 年),颁行女真大小字所译经书,令每谋克选两人学习。
     不久又建女真字学校,收诸路学生 3000 人入学。九年,选成绩优异者百人至京师,由国家供给,学习古书、诗、策等,培养了一批有知识的女真青年, 为进一步发展女真字文化教育和设置女直策论进士科创造了条件。十三年, 首开女直策论进士科,取徒单镒等 27 人。然后以新进士为教授,在京师设女 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招收士民子弟中有志于学者。女直进士同其他 诸科一样为选拨人才的途径之一,终金之世行而不废。
     当时用女真字撰写的文书、诗文著作和翻译的经史今已不存。现存的金 代女真文字有文献、金石和墨迹等三种,如《大金得胜陀颂碑》和一些符牌、 铜镜、印章的边款铭文等。此外,陕西文管会和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列宁格勒分所各保存有少量女真字手抄残页。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万部华严 经塔内壁、科尔沁右翼前旗和中旗境内石崖上也发现了女真字墨书题记。明 人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和方千鲁的《方氏墨谱》均录有意为“明王 慎德,四海咸宾”的几个女真字。目前,对女真字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金 启教授编著的《女真文辞典》从文字结构、读音和女真语的语法等方面对 女真语言、文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汉语不但为金朝境内的汉人所用,而且契丹、女真、渤海上层一般都通 晓汉语。在使用范围和重要性上都在女真语文之上。当各族语言不能沟通时, 则以汉语为共同语言。
     契丹语不但为契丹人所用,金朝建国初期,不少女真上层人士也懂契丹 语。契丹文字作为官方文字自建国初一直使用至章宗初年,明昌二年才明令 废止。由于契丹文字在金朝境内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尚书省、御史台 和枢密院都设有契丹令史、译史,诸京、府、运司和防御州、刺史州也设译 史,负责处理契丹字文书。
     (二)文学艺术
     女真人发展水平虽落后于汉、渤海和契丹,但由于女真社会的迅速发展 和急剧变化,军事行动、政权建设和对外交往的需要,在辽、宋先进文化的 影响下,在很短的时期内,他们的文化素质、文学修养迅速提高。在文学艺 术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取得突出成就的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在诗词歌赋、 书法绘画方面女真人中也不乏成就卓著者。《金史文艺传》称:“金初未 有文字。……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 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 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
     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 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 以文而不以武也。 ” 清人赵翼也恰如其分地指出金朝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是 “上 掩辽而下轶元” 。
     金早期,由辽、宋入金的汉、渤海、契丹和女真知识分子以他们的文化知识服务于抗辽、灭宋的政治交涉和军事活动,建立、健全统治制度,调解 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扩大金朝的统治范围,加强对新占领土的统治, 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改善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对金政权的建立、巩 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期,生产的发展、财富的积累、社会的稳定、 礼乐制度的日益完善和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加剧,使一些女真贵族回避政 治,他们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
     文学 
     建国初,以文化知识服务于社会且作出了突出贡献的首推完颜希 尹,他创制的女真文字,是女真民族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金初 政权建设上,他与宗幹、宗翰积极进取,加强了金政权在当时中国政治舞台 上的地位,抵制了奴隶主贵族保守势力发展奴隶制度的政治主张,促进了女 真社会的发展,他为相期间,“有大政皆身先执咎”,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 女真上层的团结、和谐。
     此外,宗幹、宗雄在立法定制、发展生产上,叶鲁、讹离剌、温迪罕缔 达等在教育事业上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熙宗以后, 文学日兴。 金人颇爱诗词, 金诗的风格承自唐、 宋, 学李 (白) 、 杜(甫)、苏(轼)、黄(庭坚)。金朝皇帝自海陵王完颜亮到章宗完颜亶、 宣宗完颜亶,皆工文章,善诗赋。海陵为藩王时,为人题扇有“大柄若在手, 清风满天下”之句;南伐前,又有“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陈 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之作,寄政治理想和抱负于诗作之中。此 外,他的词《昭君怨咏雪》、《念奴娇看大雪》、《鹊桥仙待月》、 《喜迁莺赐大将军韩夷耶》等,在创作风格上,虽也有轻柔含蕴之作,而 多数则气势磅礴。在咏物的同时,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情怀,被人评品为“出 语崛强,真是咄咄逼人”。
     章宗完颜亶“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章宗父显宗允恭,“好文 学,作诗善画,人物、马尤工” ,所作为时人所爱。叔永功“涉书史,好法 书名画” 。永功子璹善诗文,工真草书,尤喜收藏书画。南迁后,虽生计艰 难,所居萧然无长物,却依然是琴书满案,所藏书画数十轴,皆世间罕见者。 “家居止以讲诵、吟咏为乐。”与文士赵秉文、杨云翼、雷渊、元好问、李 汾、王飞伯等交游密切。待客无力备酒肴佳馔,则“焚香煮茗,尽出藏书, 谈大定、明昌故事,终日不听客去”。王飞伯作诗称:“宣平坊里榆林巷, 便是临淄公子家。寂寞画堂豪贵少,时容词客听琵琶。”刘祁认为这是对完 颜亶生活的真实写照。他平生诗文甚多,晚年自删其诗,存 300 首,乐府 100 首,号《如庵小稿》。
     他的词作《临江仙》、《春草碧》等在创作技巧上与当时汉族词作家相 比,毫不逊色。内容也体现了他身处金朝衰败时期的感慨。清人况周颐称其 词作“姜史、辛刘两派兼而有之”,足见其文史功力之深。 金朝前期,在文坛上取得一定成就的汉、渤海、契丹作家有蔡松年、蔡 珪、吴激、宇文虚中、郭长倩、萧永祺、高士谈、胡砺、赵可、郑子聃、杨 伯仁等。他们的部分诗词佳作为元好问编著的《中州集》所收录。其中蔡松 年、吴激以乐府知名,文词清丽委婉,时称“吴蔡体”。胡砺字元化,赋诗“操笔立成,思致清婉”,为天会十年进士第一名。在定州观察判官任上, 督教不倦,经指授者在科场中均名列前茅, 其程文为学子楷模, 称 “元化格” 。
     杨伯仁诗文俱佳,以才思敏捷为海陵所赏识,并以知文为时所称。世宗以其 能文,使为翰林直学士、侍讲、领修起居注。吴激有《东山集》、赵可有《玉 峰散人集》、郭长倩有《崑嵛集》,松年及其子蔡珪也有文集行于世。 但他们的突出贡献却是在新政权的建设与巩固、典章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和为金朝选拔、培养人才等方面。 后期有党怀英、杨云翼、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雷渊、元好问等。 党怀英善属文,并以书法和修《辽史》知名。杨云翼以经学、历算和诸子见 长。赵秉文“有才藻,工书翰”,“上自六经解,外至浮图、庄老、医药丹 诀,无不究心”, 所著数十万言。为文长于辨析,不以绳墨自拘,主张“辞 以达意”;其诗意境深远,含蓄蕴藉,“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 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与杨云翼代掌 文柄,时称“杨赵”。其文集号《滏水集》,与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 李靖民的《庄靖集》,元好问的《遗山集》,蔡松年的《明秀集》,段克己、 成己合著的《二妙集》,白朴的《天籁集》等流传至今,合称《九金人集》。 赵秉文提倡“为文当师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韩愈; 为诗当师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为书当师三代金 石、锺、王、欧、虞、颜、柳,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 。 李纯甫号屏山居士,为人聪敏,于学无所不通,文章、词赋、经义外, 又兼及释老。“为文法庄周、左氏,故其词雄奇简古”,至于谈笑怒骂,灿 然皆成文理。以时势不可为,无意仕进,与禅僧、士子游,以饮酒、著文为 事。其自赞称:“躯干短小而芥视九州,形容寝陋而蚁虱公侯,语言蹇吃而 连环可解,笔札讹痴而挽回万牛。宁为时所弃,不为名所囚。是何人也?吾 所学者净名庄周。” 将一个恃才傲物、不与时沉浮的倔强文人描绘得惟妙惟 肖。晚年编类其文,凡论性理、佛老者,号内稿,其余文章、词赋等,号外 稿。 赵、李诗文风格迥异,但在扭转金朝中期刻意追求尖新、华丽的文风方 面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雷渊“为文专法韩昌黎,尤长于叙事。诗杂坡、谷,喜新奇”。又“工 于尺牍,辞简而甚文”。有七言《梅影》。
     北魏宗室后裔元好问,号遗山,是金末诗文成就的集大成者,有“一代 宗工”之称。他目睹金末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写出了不少忧国忧民的现 实主义、爱国主义诗篇。在诗风上,直承李、杜而不让苏、黄, 继承了唐宋 以来众多诗人之长,创造出了自己的特殊风格,其总体风格,可以用“清雄 古雅”四字概括。
     在内容上,有描写山水景物之作,而大量的却是反映金末 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的“丧乱诗”,正是这些杰出的诗作,奠定了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诗“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 载后尤使读者低徊不能置。盖事关家国,尤易感人”。他的诗七言最健,五 言次之,“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 。不仅有深刻的 思想内容,而且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他的五言古诗《箕山》,无论从精神上 还是风格上,都堪称为“老杜绝响”。
     被赵秉文誉为“少陵以来无此作”。 长篇歌行《游龙山》,风格完全承自李白。但是,诗人创造了自己的独特风 格。近人邵祖平评论说:“古今诗人学杜甫者多矣,而卓然可自成一家者, 李义山、黄山谷、元遗山三人而已。李学杜得其雅,黄学杜得其变,元学杜 得其全。皆若似杜而非杜,非杜而似杜。既不甘为古人臣仆,而不忘其初祖, 此真学杜者也。” 对元好问诗歌创作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诗词理论上,元好问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论诗三十首》、《杜诗学》 等,从创作宗旨、艺术风格、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而且对古代作者的诗作加以品评。 元好问的文章、词作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文有绳尺,备众体”, “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当时,“四方碑板铭志尽 趋其门”。 入元,他竭尽全力搜集编纂金朝史事,对保存金朝典章文物作出了突出 贡献。他还编辑了金人诗集《中州集》,收录了 249 位金人的诗词,并分别 为每人立有小传,述其生平,兼评其诗。《遗山先生集》保存了他的大量诗 文著作。
     书法、绘画 
     金代书画继承辽、宋风格,涌现了一些卓有成就的书法和绘 画名家。金朝设有画院,宫廷收藏历代书画名品,金章宗本人就是书画鉴赏 家和收藏家。女真贵族中不乏绘画高手。完颜允恭善画獐、鹿、人、马,亦 工墨竹,有《七星鹿图》、《街花鹿图》、《解角麋图》、《果下马图》、 《墨竹图》等。完颜亮好为墨戏,写方竹亦有奇致。完颜勖画墨竹“颇近自 然”,画之传世者有《林下清风图》、《淇水修篁图》、《折枝竹图》和《墨 竹图》等。王庭筠书画俱佳,曾主持画院。善画山水、古木、竹石,师承苏 轼、米芾,尤工草书。 “评者谓其浩落不减米元章” 。所书《博州庙学碑》, 风骨磊落,“有襄阳之劲秀而无其倾欹”,为金石所不多见者。
     传世画品有 《苍崖古木图》、《飞瀑界山图》、《怪石图》等。其子王曼庆也善画墨竹、 山水,其墨竹“姿致绝佳”。画家任询诗、文、书、画俱精,“书为当时第 一,画亦入妙品。评者谓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 。同时他也是一 位收藏家,家藏法书名画数百轴。李早善画人物和马,明昌中有盛名。杨邦 基山水学李成,也善画人物和马。契丹人耶律履善画鹿,人马亦佳,墨竹尤 妙。有《文囿鸣鹿图》、《白鹿图》、《斗鹿图》等。此外,张珪善画人物; 张公佐、耶律浩然、李仲略、李遹善画山水,李遹“龙虎亦入妙品”;赵秉 文善画梅花竹石;庞铸工山水禽鸟;渤海人大简之工松石小景;徐荣之工花鸟;段志贤善画龙;李仲华工湍流高树;女画家乔夫人善画竹;谢宜休妻阿 环“山水学李成,清润合格,写竹学黄华道人,潇洒可观”。 金代书法名家除王庭筠、任询外,前期有王竞,后期有党怀英、赵沨、 赵秉文。王竞皇统初为应奉翰林文字,天德间历任翰林直学士、礼部尚书, 善草隶书和大字。当时,中京、南京两都宫殿榜题都由他题写。党怀英“工 篆籀,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之”。其小篆,李阳冰以来鲜有及者。赵沨“正 书体兼颜、苏,行草备诸家体,其超放又似杨凝式,当处苏、黄伯仲间” 。
     时二人并称“党赵”。赵秉文“草书尤遒劲”。 金章宗的书法也有一定造诣,他学宋徽宗的瘦金体,仿宣和字画极逼真。 音乐、舞蹈、北曲 女真人早期的歌曲仅有《鹧鸪曲》,但高下长短鹧鸪 二声而已。乐器仅有鼓、笛。舞蹈中常见的有镜舞,舞女两手持镜上下舞动, 镜光闪烁类似祠庙中所画的电母。迎宾和御宴歌舞有十数人,舞者“但着常 服,出手袖外,曲折回旋,莫知起止” 。这种舞蹈形式当为模仿战斗动作, 即《隋书靺鞨传》和《松漠纪闻》所说的“常作用兵意”,“曲折皆为战 斗之状”。 灭辽后,得其教坊人、乐工,乐器则有腰鼓、芦管、笛、琵琶、方响、 筝、笙、箜篌、大鼓、拍板等。许亢宗天会初年在上京看到的百戏,已“颇 类中朝”。取汴京后,又将大批北宋乐工、乐器、乐书、乐章掳去,吸收汉 地的乐、舞、百戏等形式,音乐、舞蹈的内容也日益丰富。世宗、章宗时, 又进一步制定了宫廷音乐。
     进入中原后,女真固有的音乐在吸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乐曲的基础上有 了新的发展,内容更加充实。
     北宋流行的“说话”和“诸宫调”等说唱艺术,在金代又有所发展。诸 宫调是一种有说有唱而以唱为主的文艺形式。因系联缀多种宫调的曲子成套 演唱,故称“诸宫调”。 诸宫调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在乡村、城镇广为流行。山西平阳地区, 由于戏曲活动的活跃,自北宋时就已开始修建舞台。入金,这一地区戏曲演 出活动仍然十分频繁。大定八年在洪洞伊壁村东岳庙,兴定二年在临汾东亢 村圣母祠都曾修建过舞台。1959 年山西侯马发掘的金大安二年董氏墓葬,墓 室内砌有一座仿木构筑的舞台,台上有五个用青砖雕成的演员,面部、衣装 都敷有颜色。从右至左的排列为副净色、引戏色、末泥色、捷讥色和装孤, 他们正在表演某一节目。这一发现,为研究我国戏剧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现存金人诸宫调有无名氏的《刘知远》和董解元的《西厢记》两种。董 解元(“解元”是当时对读书人的泛称),章宗时人,《西厢记》的故事源 出唐元稹的《莺莺传》,董氏对其加以改编,并赋予了反对封建礼教的积极 内容。董《西厢记》诸宫调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故被称为“北曲之祖”, 为元代王实甫改编杂剧《西厢记》奠定了基础。
     二 史学
     女真人靠口耳相传,多能掌握自己的族属渊源。早在收国、天辅年间, 乌古乃第八子阿离合懑就重视对女真人历史的搜集,他“为人聪敏辨给,凡 一闻见,终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属时事并能默记,与斜葛同修本朝 谱牒。见人旧未尝识,闻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积年旧事, 偶因他及之,人或遗忘,辄一一辨析言之,有质疑者皆释其意义” 。这是女 真文字创制之前以口耳相传方式记录历史的传统的延续。他所掌握的史料, 临终前已全部传给了宗翰。 太宗时,在辽朝降臣和契丹、渤海、汉人的影响下,开始着手搜集、整 理有关史事,准备编修国史。天会六年(1128 年),下诏“求访祖宗遗事, 以备国史,命勖与耶律迪越掌之”。皇统元年( 1141 年),勖撰成《祖宗 实录》3 卷,载始祖函普以下十人行事。“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 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凡与契丹往来及征伐诸部,其间诈谋诡计, 一无所隐。事有详有略,咸得其实。” 完颜勖是第一个以文字记录本朝历史 的女真族史学家。同年,勖任同监修国史官。八年,又修成《太祖实录》20 卷。熙宗天会十五年(1137 年),还曾命韩昉、耶律绍文等编修《国史》。 金朝的修史机构为国史院,设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和编修、检 阅等官,分别以汉、女真和契丹人充任。并以宰相、执政为监修或同修国史 官。
     世宗时,左丞相纥石烈良弼监修国史,张景仁、刘仲渊、曹望之等为同 修国史官,于大定七年(1167 年)、十一年先后修成《太宗实录》、《睿宗 实录》。又以郑子聃等编纂《海陵庶人实录》。
     章宗时,以尚书左丞完颜匡同修国史,编纂世宗、显宗实录。明昌三年 (1192 年)《世宗实录》成,四年进呈。泰和三年(1203 年),又修成《显 宗实录》。 宣宗兴定元年(1217 年),命高汝砺、张行简同修《章宗实录》,四年 书成。同时,尚书省奏依《海陵庶人实录》例编纂卫绍王事迹。哀宗正大五 年(1228 年),又修成《宣宗实录》。 哀宗死于蔡州城破之际,正大、天兴间史事无实录可载,但金朝遗臣中 仍有以保存金朝一代典章文物为己任者,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搜集、记录 了金末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为后世修史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其中贡 献卓著者有元好问、刘祁、王鹗等。此外,熙宗时,完颜勖曾编纂《女真郡 望姓氏谱》。章宗泰和年间,编纂了《诸臣陈言文字》。承安年间,采纳右 补阙杨庭秀的建议,收集太祖、太宗、熙宗、世宗四朝皇帝的言论,分类编 成《圣训》,它们从不同角度记录了有金一代的典制和史实。 在编修当代实录、国史的同时,金朝也曾先后两次为先朝修史。皇统年 间,由耶律固主持编修《辽史》,未成而固死。其徒萧永棋继其未竟之业, 于皇统八年修成,共 75 卷,其中纪 30 卷、志 5 卷、传 40 卷。但固与永祺所 修的《辽史》不曾刊行。章宗时,第二次组织人力再次编修。这次编修自章 宗即位(1189 年)至泰和七年(1207 年),历时计 18 年,参加修纂的史官先后有移剌履、党怀英、赵沨、郝俣、移剌益、萧贡、贾铉、陈大任等。这 次修纂,用力较前更勤,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有关资料,“凡民间辽时碑 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入官” 。此书最后由陈大任完成, 故被称为“陈大任《辽史》”。它虽仍未能正式刊行,但毕竟保存了大量资 料,元修《辽史》时,陈大任《辽史》中的诸帝本纪和兵、礼仪、刑法等志 和后妃、公主、方伎等传都曾被参考或采用。 私人著述还有章宗时翰林应奉韩玉的《元勋传》。 金朝也有一些学者用心研究古史,如海陵、世宗时的蔡珪对中都发掘的 两燕王墓进行考察,著《两燕王墓辨》,“据葬制名物款刻甚详”;又合沈 约、萧子显、魏收的《宋书》、《齐书》、《北魏志》作《南北史志》30 卷, 著《补正水经》5 篇、《续金石遗文跋尾》10 卷、《晋阳志》12 卷。马定国 以字画、文献考证石鼓渊源,作辨万余言。杨云翼著《续通鉴》若干卷。
     三 儒学与宗教
     建国前,女真人信奉萨满教。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并崇信最高的神灵— —天神,把吉凶祸福都归之于天意。凡有大事,皆祈祷求助于天。萨满是神 的使者和代言人,凡有所祈求皆可由萨满主持,他们既可代人求子、求福、 驱邪、禳灾,也可讽诵咒语向仇人降祸、降灾。随着对汉文化了解的日益加 深,女真人也开始接受孔、孟的学说和儒家思想。
     (一)儒学的传播
     进入中原后,在契丹、汉人的影响下,女真人的思想文化发生了急剧的 变化。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大力提倡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九经和诸史是学 校的必修课程和科举的主要内容。自熙宗始,孔子便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重 视。 到世宗、章宗之世,则取得了更为崇高的地位。同时,二程学说和南宋 朱熹之学在金朝境内也得以传授。 女真人中致力于经学的研究与传播者,有完颜宗道、徒单镒等。前者通 《周易》、《孟子》。后者致力于弘扬和传播儒家思想,教授生徒,著《学 之急》、《道之要》二篇,刻于石,以激励太学诸生;并著有《弘道集》6 卷。赵秉文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文 中子类说》等著述。李纯甫在经义、性理学的研究上用力亦勤,并兼及佛老。
     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和《楞严》、《金刚经》、《老子》、《庄 子》等解,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 金人在研习前代儒家著述的同时,对产生于两宋的理学也有涉猎,并培 养了一批有经邦治世才能的儒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在蒙元政权建设和汉 法推行中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宋政权的南迁,二程学说在其发源地的北方一度处于湮没无闻的状 态。随着社会的稳定,二程学说在金朝境内慢慢复兴,朱熹的学说也开始传入北方。 泽州曾是程颢亲自讲授其学说之地,至泰和中,有李俊民起而传播二程 学说,“从之者甚众,至有不远千里而来者” 。南迁后,俊民又从隐士荆先 生学邵雍皇极数,成为金末皇极经世学造诣最深的学者。 霸州信安人杜时升不肯仕进,承安、泰和间隐居嵩、洛山中,以“伊洛 之学”教后进。辽东人高仲振博极群书,尤深《易皇极经世学》,隐居嵩 山。弟子王汝梅也隐居以教授生徒。易州人麻九畴学《易》,对邵雍《皇极 图》的学习也颇有心得。 此外,完颜陈和尚曾从王渥学“新安朱氏小学书”,济州人徐之纲金末 也曾“以河南二程,江南朱、张、胡、蔡为根柢,穷春秋、易二经” 。
     (二)道教新派别的创立
     金朝初年,除女真人信奉的萨满教外,原来流传在辽、宋境内的各种宗 教也都得以继续传播。释氏、黄老不但继续在汉人、契丹人中流传,而且也 为女真人所接受。曾经批评梁武帝崇佛之非的金世宗,晚年竟也颇惑于佛。
     佛教在金朝传播之广,由佛教经典的刊印也可见一斑。著名的赵城藏就是由 民间集资,历时 20 多年雕印的。 但是,北宋末年政治的腐败,军事的无能,金朝初年社会的混乱,女真 军将的强迫同化和海陵时期频繁的征战,激起了北方人民的普遍不满和顽强 抵抗。一部分下层读书人对宋政权失去信心,又不愿与新政权合作,也没有 武装反抗金朝统治的决心和勇气。为了生存,他们转而求助于宗教,谋求处 身方外。于是金朝初年,河北地区出现了大道教,全真教和太一教等道教新 派别,对金朝的统治、金朝的宗教政策甚至元朝前期的形势都产生了重大影 响。 大道教又称真大道教,皇统年间,沧洲乐陵人刘德仁所创。德仁号无忧 子,自称得“玄妙道诀”,以召神劾鬼之术为人治病,信徒颇众。该教以 《道 德经》为宗旨,除继承原道教的某些戒律和虚心弱志、和光同尘、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等宗旨外,还吸收了儒家思想和佛教的某些内容。他们提倡“自力 耕桑”,“自庐而居,凿而饮,耕而食,蚕而衣,一切必出于己,一切不取 于人”。要求信徒“远势力,安贫贱,力耕而食,量入为用”。其教长兼理 词讼和调解纠纷,甚至有桎梏鞭笞之具,“设刑威,若有司然”。它的创始 人和历代掌教都是读书人,其信徒中也不乏知识界人士,因而他们与儒者往 来和受其影响较多,实则是在宗教名义下出现的由儒者创建和掌握的宋朝遗 民的自治自保组织。 大道教的传播地区主要是山东、河北。由于它对金朝的统治采取不合作 也不反抗的态度,所以既没有得到金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也没有被明令严 厉取缔。但从耶律楚材的说法看,或许在某个时期曾遭“禁断”。
     全真教,也称全真道,正隆年间,咸阳人王喆所创。喆初名中孚,天眷初,应武举不中,退而学道。正隆四年,易名喆,字知明,号重阳子,世称 重阳真人。大定七年(1167 年),赴山东宁海州(今山东牟平)传道,当地 豪富马钰、孙不二夫妇为之筑庵,题名“全真”,因称其教为“全真道”。 全真教创立出家制度,提倡修真养性,除情去欲、克己忍辱,清静无为。以 道教为主,杂糅儒释,主张三教合一。 全真教传播于山东、河北、陕西、河南等地。王璟有名弟子七人,号七 真。其中玉阳真人王处一大定二十七、二十九年曾两次被世宗召见,进说 “惜 精全神”、“端拱无为”的修身、治国之道并为其主持斋醮。长生真人刘处 玄承安三年向章宗进说“寡嗜欲则身安,薄赋敛则国泰”的道理。长春真人 丘处机在金蒙之际,宋、金屡征不赴,却率弟子千里迢迢至中亚赴成吉思汗 之召,向他讲述了节色欲、减思虑、崇孝道的修身之道和薄赋敛、止杀掠的 治国之要,对蒙古贵族在汉地实行政治治理起了一定作用。后人称颂他: “一 言止杀古人难,多少逋臣赖尔安。辛苦捐躯文信国,得归也拟着黄冠。” 全真教祖师与七真都有专门著作以阐发他们的哲学、宗教思想。其中有 王璟的《重阳全真集》、《重阳教化集》;王处一的《云光集》;丘处机的 《磻溪集》、《鸣道集》;马钰的《洞玄金玉集》、《渐悟集》;刘处玄的 《仙乐集》、《黄庭内景玉经注》;郝大通的《三教入易论》、《周易参同 契简要释义》;谭处端的《水云集》;孙不二的《孙不二元君法语》、《孙 不二元君传述丹道秘书》等。
     太一教,卫郡(今河南汲县)人萧抱珍创于天眷年间,以老子思想为教 旨,即以老氏之学修身,以巫祝之术御世。皇统八年(1148 年),抱珍被熙 宗召入宫廷问道,受到礼遇,赐庵为太一万寿观。二代度师萧道熙住天长观, 又曾为世宗所召,深受宠赐,声教大震。该教在金朝影响很大。 此外,金朝佛道新派中还有糠禅、瓢禅、混元等派别,并兴衰不常。 金朝初年对各派宗教基本上采取不予过问的态度。但其政权巩固后则有 了变化,或利用其为新政权服务,或因有碍统治而明令禁止。大定二十八年, 曾“禁糠禅、瓢禅,其停止之家抵罪”。明昌二年,又“禁以太一混元受箓 私建庵室者”。
     四 科学技术
     金朝在天文历算、医学和建筑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后人留下了丰 厚的遗产。
     (一)天文历算
     早期,女真人“不知岁月晦朔,是以年寿修短莫得而考焉” ,而以草一 青为一岁。至乌古乃时,奉辽正朔。灭辽,得其太史,始有天文、历法的推 算、占候。灭北宋,接收了图书、法物、天文仪器,吸收了北宋的天文历法 人才,继承了北宋的天文历法成就。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金朝的天文研究和 历法推算。
     天会五年(1127 年),命司天杨级造 《大明历》,杨级增损宋 《纪元历》, 重新推算,于十五年制成并颁行。大定十七年(1177 年),以《大明历》推 算不精,时有误差,又命司天监赵知微重修,知微用几何方法预测日、月食, 于二十一年修成新历。同时,翰林应奉耶律履也制成了《乙未历》。尚书省 对三部历书加以比较后,决定使用知微所造的新历。张行简、杨云翼、党怀 英等都参加过《太乙新历》的校订。 金朝在数学家方面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天元术是我国古代数学中建立 和求解代数方程的方法,最早出现于 11 世纪末期。蒋周所著《益古》一书, 记录了当时流行的数学公式天元术,以元为未知数,立式求解。金末著名数 学家李冶著《测圆海镜》12 卷,用天元术解决与容圆有关的 170 个问题。李 冶还著有天元术入门书《益古演段》3 卷。此外,杨云翼有《五星聚井辨》、 《勾股机要》、《象数杂说》等天文历算著作。 (二)医学 金代医学成就很高,形成了以著名的医学家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和 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
     刘完素,河间人,为后世所称的医学“金元四大家”之一,临床“好用 凉剂,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 ,中医称其为寒凉派。“以阐发火热病机, 善治火热病症, 名噪一时, 成为河间学派的开山。 ” 著有 《素问玄机原病式》 、 《宣明方论》、《伤寒直格方》和《伤寒标本心法类萃》。 刘完素多年研究《素问》,能理论联系实际,总结出了火热病的病理变 化和治疗原则,提出了辛凉解表和清热养阴疗法,促进了中医理论和治疗的 发展与提高,“是当时医学界最早敢于创新的一位医家,开辟了金元医学新 境,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他的再传弟子朱震亨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提 出了“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学说,成为元朝的名医。 睢州考城人张从正远则取法于《素问》、《伤寒论》,近则独宗刘完素, 是“攻邪论”的创立者。他提出“病由邪生”的观点,用发汗、催吐、泻下 三法攻去病邪。对汗吐下三法的灵活运用,积累了丰富经验,扩充了张仲景 的《伤寒论》中所应用的范围,对祖国医学“治则”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 献。著有《儒门事亲》3 卷。 易州(今河北易县)人张元素,字洁古,是易水学派的创始人。曾为刘 完素治伤寒,用药对症,为完素所服。易水学派以脏腑症候的病机和治疗为 研究课题,成为能与河间派相媲美的医学派别。张元素的学术成就是创立了 “脏腑辨证说”和“遣药制方论”,有相当系统的理论,他对五运六气也有 研究,提出了“主性命者,在乎人;去性命者,亦在乎人”,“修短寿夭, 皆自人为”的辩证观点。 他的学生李杲创立“脾胃内伤论”,对伤寒的病理和治疗作出了卓越贡献。 张从正、朱震亨、李杲与刘元素同被称为“金元四大家”。
     (三)建筑
     金朝在建筑方面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城市建设和桥梁建筑方面。 女真人早期居住的房屋多依山以草木为之,比较简陋。建国后,首先在 会宁府建造宫殿,修建了颇具规模的上京城。海陵在位时,先后修建了中都 和南京,因借鉴了宋朝都城的建筑布局、风格、技巧,又以汉人、渤海人监 领其事,故新都的城市建设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都 13 门,东、西、南各 三,而北城有四。其丰宜门内的龙津桥以汉白玉为栏,“其色正白,而镌镂 精巧如图画然”。宫殿壮丽华美,宫阙殿门纯用碧瓦。宫城驰道两旁植柳, 东西各有廊百余间,廊脊也覆碧瓦。城内有鱼藻池、瑶池殿和击球、习射的 常武殿、广武殿。城北有离宫太宁宫(后更名寿宁、寿安、万宁)和琼华岛。 在桥梁建筑方面,金朝取得了卓越成就,中都的芦沟桥建于大定二十九 年(1189 年)至明昌三年(1192 年),它不但在金朝建筑史上,而且在我国 桥梁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杰作。
     大定二十八年(1188 年),世宗以芦沟河使旅往来之津要,令建石桥, 未行而世宗崩。第二年,章宗即位,命造石桥。明昌三年,桥成,初名广利, 俗称芦沟石桥。 芦沟桥全长 266.5 米,是华北最长的古代石拱桥。有 11 孔,桥宽 7.5 米,桥高约 10 米。桥面用石板铺砌,两旁有扶手石栏,各用石柱 140 个,柱 高约 1.4 米,内嵌石板为栏。桥下为石墩,靠上游的一面,成尖嘴形,以便 分水破冰。桥孔成圆拱形,桥墩左右也各有一拱,桥面的载重通过圆拱传至 桥墩,而由各拱共同负担,这是“连续桥”的一大优点。这种由多拱组成的 桥从形式上分类也称“联拱桥”。
     芦沟桥的附属建筑有东西两廊,而最负盛名的是它的石栏狮柱和柱头上 的石狮。柱头上的石狮数量大,雕琢艺术极高,狮子有大有小,有动有静, 神态各异,民间有“芦沟桥的狮子——数不清”的歇后语。1962 年,经北京 市文物工作队调查,石狮数量之谜终于揭开,全桥柱头石狮共 486 个。 芦沟桥建成后,在元明清三代均有修葺,元朝在桥上修了过街塔,清代 立了碑亭。金、元所修廊、塔已不存,清代所造碑亭依然矗立桥头。石桥建 成后,不仅便利了交通,而且成为京城一大景观,自金朝起,就有“芦沟晓 月”之称。元朝以来,吟咏石桥的诗篇更是史不绝书。元人蒲道元称:“芦 沟石桥天下雄,正当京师往来冲。”明王英诗:“曙色微涵波影动,残光犹 带浪花流。”近代,芦沟桥又因发生了日本侵华的“七七事变”名闻中外。 芦沟桥修建至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虽经各代修补,但桥身、桥基和大 量雕刻仍是金代原物,并仍有较大的承受能力。1975 年,北京市文物、交通 运输、市政设计、基建等部门,共同对该桥进行了载重科学实验,400 多吨 重的超限大件平板车,安全通过了这座古桥,再一次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 民在桥梁建筑方面的智慧和创造力。
     第二节  女真人的社会生活
     一 婚姻、家庭、姓氏和部落组织
     同契丹人一样,女真人的部落也与原始社会的血缘氏族部落组织有着本 质上的不同。即使是发展后进的生女真完颜部,从血缘向地缘的转化过程至 迟在其始祖函普时也已发生,作为异族分子的函普加入完颜部本身就是这一 判断的根据之一。到其四世孙绥可定居于按出虎水时,这一过程便大体完成。 这种发展变化,与婚姻、家庭的变化是同步进行的。
     (一)婚姻
     从女真贵族的婚姻状况看,女真人也是同姓不婚的。自昭祖石鲁以后, 完颜氏贵族皆与异姓通婚。而由于政治的需要和旧俗的影响,完颜氏还与部 外贵族结成了较为牢固的婚姻集团。
     婚姻的缔结女真人的婚姻保留了较多原始氏族制残余。在婚姻缔结方面 的姑舅表亲还相当普遍。其择偶方式,既可由男女自行决定,也可由长辈代 为选择。一般说来,贵族子弟的婚姻因与政治、财产关系密切,多由长辈决 定,贫苦人家子女在配偶的选择上则享有较多的自主权。
     《三朝北盟会编》载:“其婚嫁,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贫者则女年及笄, 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 欲纳之者,即携以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 乌惹居生女真与系籍女真之间,其婚姻状况与生女真相近。洪皓在《松 漠纪闻》中记载了乌惹女子择偶的情况:“契丹、女真贵族子弟及富家儿, 月夕被酒,则相率携尊驰马欢饮其地。妇女闻其至,多聚观之。间令侍坐, 与之酒则饮,亦有起舞歌讴以侑觞者。邂逅相契,调谑往返,即载以归。不 为所顾者,至追逐马足不远数里。其携去者,父母皆不问。留数月,有子, 始具茶食、酒数车归宁,谓之拜门,因执子婿之礼。其俗谓男女自谋胜于纳 币而婚者。” 或许是父母干预日益增多,使青年男女择偶的自由受到了限制;或许是 女真社会分化加剧,产生了凭借权势占有妇女的行为,建国前后在女真人中 也出现了偷婚和抢婚的现象。
     偷婚的最好时机是正月十六日的放偷。放偷是女真人承自契丹的一种习 俗,有趣的是它居然被要求婚姻自主的男女所利用。“亦有先与室女私约, 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这一切都反映了原始社会婚姻形态残余的 浓厚存在和它所受到的强烈冲击。 建国前女真贵族中也存在着抢婚现象,它是同以暴力获取财产一样的掠 夺行为。建国后,强纳宋皇室妃嫔和宗女也可以归于这一类。
     女真人中,由长者作主的婚姻,除双方父母根据子女的实际情况缔结婚 约外,还存在着指腹为婚的现象。双方父母在子女出生之前就决定结成亲家, 待小孩降生后,如为同性,则拜为义兄弟或姐妹,如为异性,便结为夫妇, “虽贵贱殊隔, 必不可渝” 。 指腹为婚是一种以婚姻和结拜加强友情的方式,生女真中多指腹为婚姻。 婚姻的仪式女真人缔结婚约和结婚都有特殊的仪式。其行纳币之礼,又 称拜门。至期,男方亲戚、家人一同前往女家,携带酒馔少者十余车,多则 百车,以宴请女家亲族。席间,男女分行而坐,先以金、银或木杯进酒,然 后进茶食(大软脂、小软脂、蜜糕)。食罢进茶、乳酪。“妇家无大小,皆 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行礼后,男方牵过作为聘礼的 马匹,少者十匹,多者百匹。女方则指定其家善相马者选择最好的酌留十分 之二三,并以衣服为回报。 女真人的聘礼,不同于后世买卖婚姻的彩礼,它产生于原始社会从妻居 向从夫居的过渡时期,是作为赔偿女方氏族损失的一种代价。同样,一般是 男子成婚后需住在女方家,侍奉岳父母,从事各种劳作。在汉人看来,与仆 隶无别,甚至“行酒进食皆躬亲之”。三年后,携妻归己家,女家则以奴隶、 马牛相赠。这种原始社会从妻居的残余形式,在进入一夫一妻制后,作为习 俗被保留下来。而纳聘礼与回赠则除了经济原因外,也是双方显示财富的方 式。进入中原后,这种攀比财富、讲究排场的现象愈演愈烈,以致朝廷不得 不用行政手段加以约束。受汉人习俗的影响,从妻居的情况在金代已不多见。 收继婚 女真人中, 原始婚姻习俗残余的另一突出表现就是收继婚现象的 普遍存在。 “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
     对于女真人的这种婚姻形态, 当时的汉人记载颇多, 被汉人讥讽为“与犬豕无异”的这种婚俗,其实正是 人类社会婚姻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是夫兄弟婚的残余。这种婚俗出现在母 系氏族社会后期,进入阶级社会后,依然保留,是因为妇女被当成了家庭财 产,丈夫死后,由亲族继承,以保证家庭财产不致外流。因而,收继后母、 寡嫂,抚养父兄的遗孤乃是族中男子的权力和义务。进入中原后,随着女真 人封建观念的树立,收继婚现象也逐渐减少了。 金朝皇室的婚姻 对女真人的婚姻关系,记载最多的莫过于皇室的婚姻。 “国朝故事,皆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纥石烈、乌林荅、乌古论 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婚姻,娶后尚主” ,这是金朝皇室婚姻的特点。它同契 丹皇室与后族萧氏的婚姻一样,既有原始婚姻形态的残余,也是政治行为的 体现。所不同的仅仅在于金朝皇室的婚姻对象较耶律氏更为广泛,它是在完 颜贵族兴起之际以婚姻方式巩固部落联盟的产物。 生女真禁止同姓为婚。熟女真对同姓为婚则无限制,渤海人至金朝中期 仍保留着偷婚习俗,这些婚俗都曾被国家明令禁止。而为了减少民族间的矛 盾与隔阂,金朝也曾鼓励女真人与契丹人、汉人通婚。
     (二)家庭
     建国前的女真人已经进入家长奴隶制发展时期。女真人的家庭中既包括 男性家长的妻、子,也包括家庭奴隶。建国初期战争频繁,奴隶的数目有很大的增长。这是女真社会的奴隶占有制性质决定的。此外,女真人的家庭, 也有些本身固有的特点。 生子年长即析居 《金史世纪》载: “生女真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 但这种异居的家庭之间,仍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阿骨打的祖父乌古乃有子五 人,为了完颜家族的事业,乌古乃令其长子与次子同居,三子与四子同居。 使其一人治家,一人从事统一生女真诸部的大业。 分居后的小家庭,有各自的家室和由小家庭支配的一定数量的财产。它 们是女真社会的基层单位。小家庭的居地一般应在本族帐所属范围之内。 合族聚种的大家族 各自独立的小家庭与自己所从出的大家族之间保持 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大家族作为实体在女真社会中依然存在,并发挥着应有 的作用。当时的记载称之为“族帐”。建国之初,宋使马扩见到的情况是 “每 三五里之间,有一二族帐,每帐不过三五十家” 。这里所说的“族帐”,指 父系大家族,即“宗族”。而“家”则是由年长异居的子弟们组成的小家庭。
     大家族在女真社会和女真人的日常活动中,起着联系、组织各小家庭从 事某些重要活动的作用,完颜氏家族在统一生女真诸部和建立政权的活动中 就是完颜部的骨干和中坚力量。石鲁初立条教,遭到部人的反对,赖其叔父 谢里忽才得以保全,而谢里忽将他救出的理由是他“必能承家,安辑部众”。 日常发挥作用最多的则是生产活动。由于生产力低下,互助合作尤为重要, 因此,族人聚种是大家族在生产活动中的重要职能。 这种大家族在生产活动中的互助行为在迁入中原后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由于土地分配的限制,同一家族的各个家庭居住比较分散,大家族开始解体。
     (三)姓氏、部落
     由于时间久远,又无文字记录可考,女真人得姓之原已难得其详。但他 们的姓氏当与最初的氏族、部落有某种联系。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原始的血 缘氏族、部落逐渐解体,姓氏与部落间的血缘联系逐渐向地缘关系转化,部 落和姓氏的内涵也就发生了变化。最晚在完颜部定居于按出虎水之时,部落 的血缘纽带已经松弛,地缘关系已经确立,虽然仍保留有若干原始时期的残 余。 宗室、同姓完颜与异姓完颜生女真部落内血缘关系的松弛表现在同一家 族的后裔分属于不同部落和同一部落内包含了并无血缘关系的家庭、家族。 以完颜氏为例,《金史宗室表序》说:“金人初起完颜十二部,其后 皆以部为氏,史臣记录有称宗室者,有称完颜者。称完颜者亦有二焉,有同 姓完颜,盖疏族,若石土门、迪古乃是也;有异姓完颜,盖部人,若欢都是 也。”这里的完颜十二部,当指以按出虎水完颜部为核心组成的早期的完颜 氏部落联盟。属于这一联盟的人们后来“皆以部为姓”,成为完颜氏。显然, 完颜部联盟中的各家族、家庭并非都有血缘关系。与金朝皇室无血缘关系的 完颜氏即“部人”,也就是“异姓完颜”。 金皇室始祖函普的直系和旁系后裔,分别为宗室和同姓完颜。同姓完颜 为疏族,是函普兄弟的后人,如函普之弟保活里的后裔石土门、迪古乃,兄 阿古乃的后裔、曷苏馆人胡十门等。
     函普的直系后裔为宗室完颜,大定前统称 “宗室”,明昌后改称 “内族”, 凡文献记载,只称名而不称姓。至宣宗时,又一律称“完颜”。宗室完颜多 属按出虎水完颜部,但该部却并非全由宗室组成。金初名相完颜希尹与函普 就无血缘关系。 异姓完颜知名者有完颜希尹。希尹曾祖石鲁,“与昭祖同时同部同名, 交相得,誓曰:‘生则同川居,列则同谷葬。’土人呼昭祖为勇石鲁,呼石 鲁为贤石鲁” 。后来,贤石鲁脱离按出虎水完颜部,其子劾孙时又归。此后, 其孙欢都和曾孙希尹遂为该部成员。他们无疑是异姓完颜。显然,这部分人 的数目甚至多于同姓完颜和宗室完颜。
     另一方面,按出虎水之外,仍有以完颜为部名者,各部成员也都以完颜 为姓。如雅达澜水完颜部人阿库德、白达;泰神忒保水完颜部孛堇安团;耶 懒路完颜部部长石土门等。同时,加入完颜部联盟的部落,也有初期并不以 完颜为部名者。如娄室一族,“其先曰合笃者,居阿注浒水(按出虎水)之 源,为完颜部人,祖洽鲁直,……以财雄乡里,枝属浸繁,乃择广土,徙雅 挞濑水,拏邻、麻吉等七水之人皆附丽焉。父白答,……事世祖为七水部长” 。这个七水部长白答,因加入了以按出虎水完颜部为核心的部落联盟,也自 然就成了完颜部人,并取得了完颜这个姓氏。与此相反的是函普的后人有的 迁出该部另组新部,如神隐水完颜部孛堇冶诃就是景祖乌古乃的后裔。
     由此可知,部落之名得自其首领的姓氏,同姓组成的不同部落则各以所 居地为别。它揭示了这样一个史实:见于记载的女真人姓氏产生于当时的女 真诸部落之前,此时的女真人早已走完了原始氏族部落的里程,在原始氏族、 部落解体的同时,个体家庭和地缘的部落也就随之产生。早期氏族成员的后 裔已经分别迁到了不同地区,加入了不同部落,有的成了部落首领,有的则 沦为部落平民或奴隶。部落完成了由血缘向地缘的转化,氏族也为宗族所取 代。 《金史百官志》载,女真人有白姓、黑姓之分。白姓包括以完颜、温 迪罕、夹谷、仆散为首的 27 姓,以裴满、徒单为首的 30 姓和以吾古论(乌 古论)为首的 26 姓;黑姓包括以唐括、蒲察为首的 16 姓,总计 99 姓。白、 黑二姓的划分或许与最初的氏族有某种渊源。同时,从姓氏谱列举的姓氏中 也透露出了另外一个信息,即女真人中还包括了一些肃慎系统之外的成分, 如光吉剌和蒙古。 部落组织 建国前的生女真部落由若干大家族组成,部落首领称孛堇,统 兵打仗则称猛安、谋克。若干部落组成部落联盟,联盟首领称都部长(都孛 堇)。 所谓完颜十二部,就是以按出虎水完颜部为核心的生女真人的一个部落 联盟组织。它由函普的直系、旁系后裔和与他并无血缘关系的人领导的 12 个部落组成。
     此外,生女真社会中同时也还有其他部落联盟存在。盈歌时与完颜部抗 衡的留可是统门、浑蠢二水合流处的乌古论部人,与留可结成联盟的有徒单、 蒲察等部。在分析两大势力集团对抗的形势,估计双方的实力时,他们称: “徒单部之党十四部为一,乌古论部之党十四部为一,蒲察部之党七部为一,凡三十五部。完颜部十二而已,以三十五部战十二部,三人战一人也,胜之 必矣。” 从留可等人对形势的分析看,当时完颜部落联盟并不是实力很强的 联盟,由于他们选择了土肥水美且与发展水平较高的契丹人接近的按出虎水 作为定居地,数世以来又连续出现了几位杰出的首领,才得以后来居上,战 胜了对手,在统一女真诸部的基础上,建立政权并进而成为当时我国境内幅 员最为广大、实力最为强盛的政权。 由此看来,建国前的生女真部落组织存在着三个层次,部落一部落联盟 一部落大联盟。这个部落大联盟是包括全部生女真人的更高层次、更大范围 的联盟,它与国家组织已相当接近,是金政权建立的基础,它的核心则是完 颜十二部的部落联盟。 这样就不难理解金朝皇室的婚姻关系了。交错从表婚是原始社会残余的 影响;婚姻对象的选择又是社会现实和政治利益的产物。就当时的社会状况 而言,他们的婚姻对象都是与完颜家族居地相近的家族,如石鲁妻徒单氏、 乌古乃妻唐括氏,他们的家族都居于按出虎水附近,这是女真人进入定居农 业生活的反映。而徒单、唐括、蒲察等家族都是生女真中强有力的贵族,完 颜氏的事业需要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则是这种婚姻关系建立的政治原因。
     二 生活习俗
     三部分女真人建国前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存在一定差 异,熟女真发展程度最高,回跋次之,生女真则较前二者为低。
     (一)饮食起居与丧葬
     居室 
     早期完颜部也是生女真中发展较慢的部落,他们“无室庐,负山水 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无常”。 这种坎地而筑的居处,当是一种依山傍水的半地穴式建筑,是早期挹娄人的 遗制。至献祖绥可时,完颜一族徙居海古水 (今黑龙江阿城市东北 10 公里的 大海沟、小海沟),“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 ‘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按出浒水之侧矣” 。至此,完颜 家族由原来的迁徙不常转向较为稳定的永久性定居生活,居处也由地穴或半 地穴式转为完全的地面建筑。按出虎水土地肥沃,与辽和回跋接近,良好的 社会环境使他们的社会发展进程加快。 地上所建居室是由地穴形制发展变化而成的,它依然保留了依山而建的 特点。《三朝北盟会编》对这种建筑有较为具体的描述: “其俗依山谷而居, 联木为栅。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或以桦皮,或以草绸缪之。墙垣篱 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向。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相与寝食起居其上,谓 之炕,以取其暖。” 这种建筑形制是与当地气候条件相适应的。北方冬季寒冷,依山谷、门 东向可避风,火炕能取暖。火炕的使用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一大发明。最晚在北魏时已经有了关于火炕的记载。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了观鸡寺 所用的火炕,“有大堂甚高广,可容千僧,下悉结石为之。上加涂塈,基内 疏通,枝经脉散,其侧室外四出爨火,炎势内流,一堂尽温”。唐代幽州寺 庙中也有以火炕取暖的。这种火炕取暖的方式可能最晚在北朝或隋唐时期已 传入河北地区,而较为广泛应用于民居当自金朝始。
     服饰 
     女真人的衣服以布、皮为原料。“土产无桑蚕,惟多织布,贵贱以 布之粗、细为别。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无贫富皆服之。 富者春夏多以纻丝、绵、为衫裳,亦间用细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 皮或羔皮为裘,或作纻丝四袖(?)。贫者春夏并用布为衫裳。秋冬亦衣牛、 马、猪、羊、猫、犬、鱼、蛇之皮,或獐、鹿皮为衫,裤袜皆以皮。” 上衣短而左衽,喜用白色。“至妇人衣,曰大袄子。不领,如男子道服。 裳曰锦裙,裙去左右各缺二尺许,以铁条为圈,裹以锦帛,上以单裙袭之。” 建国后,衣服形制也有改变,或受契丹,或受汉服影响。《金虏图经》 说,金朝“君臣之服大率与中国相似,止左衽异焉”。《金志男女冠服》 载:“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妇人或裹‘逍遥’,或裹头巾。”至金中期, 风俗日趋侈糜,衣服之制也更趋豪华,富贵之家甚至奴婢都得以服罗绮。为 扭转奢华的风气,章宗时曾命礼部和尚书省制定衣服之制。除帝、后、太子、 宗室、命妇和臣下朝服、祭服、公服外,还制定了常服之制。
     自熙宗入燕,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冕 24 旒,衮用青罗夹制,有日、 月、龙、虎、山、火等纹饰,皆袭前代遗制。皇后花珠冠,青罗衣,以九龙、 四凤、花鸟为饰。太子冕用白珠九旒,青衣朱裳。 其常服有带、巾、盘领衣、乌皮靴。其衣窄袖,盘领,缝腋,下为襞积, 前胸和肩袖等处,可加鸟、兽、花卉、山水之文饰。下着长裤。 妇人服襜裙,多以黑紫,上编绣全枝花,周身六襞积。上衣称团衫,用 黑紫、黑、绀等色,直领,左衽,掖缝,两旁复为双襞积,前拂地,后曳地 尺余。 身分、地位不同,使用的衣料也有规定。庶人只许用粗绸、绢布、毛褐、 花纱、无纹素罗、丝绵,兵卒只许服无纹压罗、粗绸、绢布和毛褐。奴婢只 许用粗绸、绢布、毛褐。同时严格规定女真人不得学南人装束。
     金代齐国王墓出土的男女袍、裤、中单、裙、腰带、幞头、护胸、腹带、 袜等,为研究女真人的服装提供了实物资料。其袍盘领或交领,窄袖,左衽, 钉扣绊,有织金珠纹、飞鹤、卷云等图案。这些服饰华贵精美,色泽鲜艳, 制作精致,具有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特点和风格。 发式女真人辫发。其式不可得而详。宋人有“妇人辫发盘髻,男子辫发 垂后”,“留颅后发,以色丝系之”,“秃头辫发”,“编发露顶”等记载, 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资料分析,女真人的辫发或与后世满族的相近,或为 编结双辫垂于两肩。
     女真人喜用首饰,妇女有簪、钏、钗、耳环、耳坠、指环等饰物,男子 也爱“耳垂金银”。金朝规定:妇女首饰,不许用珠翠钿子等物。黑龙江地 区出土的首饰、佩饰等,也多用金、银、铜、铁、石制作。 金朝服装的发展变化趋势是由简入奢和各民族服饰的互相影响。太祖、 太宗时期,帝后、百官与平民服装无明显区别。自熙宗后,渐染华风,君臣、官民间的界限逐渐严格。及至迁入中原,女真平民在与汉人的频繁接触中也 不可避免地受汉人生活习惯和风俗的影响。于是才有大定、明昌间关于学南 人装束的禁令。 另一突出现象是女真服饰对汉地甚至南宋的影响。自辽以来,燕京以北 的汉人就已改着胡服,即苏辙所说的“衣服渐变存语言”,“左衽已过半”。
     金初,统治者又强制推行女真化政策,令汉人削发、短巾、左袄;加之后来 女真人大量南迁,汉人与之接触日多,女真人的衣服、发式在汉地也流行起 来,甚至传到南宋地区。范成大说:“民亦久习胡服,态度嗜好与之俱化, 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与此相应,女真等少数民族的衣冠、用 品也成了市场上的重要商品。
     饮食 
     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变,女真人的食物和饮食习惯前后也有所不同。 建国前后,作物品种较少,食物除粮食外,还有大量的渔猎产品。随着统治 范围的扩大,物质财富的增加,食品日益丰富,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女真 人食用的粮食有粟、麦、黍、稷、稻、粱、菽、糜和荞麦等。家畜、家禽和 猎物有猪、鸡、羊、犬、马、牛、驴、鹿、兔、狼、熊、獐、狐狸、麂、狍、 鹅、鸭、雁、鱼、虾蟆等。蔬菜有葱、韭、蒜、长瓜、芹、笋、蔓菁、葵、 回鹘豆和野生植物芍药花等。他们会造酒、制酱,在气候寒冷的北方,为了 在漫长的冬季也能吃到蔬菜,他们还创造了独特的蔬菜保存方法,制作咸菜 和酸菜。
     女真人的食物以粮食为主,辅以肉类和蔬菜。饮食方式既有其自身特点, 也有一个由粗向精的变化过程,贫富和社会地位高低的差距也随着这一过程 的出现而加剧。宋人记载说:“其饭食则以糜酿酒,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 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芼以芜荑。食器无瓠陶,无碗箸, 皆以木为盘。春夏之间,止用木盆注口粥,随人多寡盛之,以长柄小木勺子 数柄回环共食。下粥肉味无多品,止用鱼生、獐生,间用烧肉。冬亦冷饮, 却以木碟盛饭,木盆盛羹。下饭肉味与下粥一等。饮酒无算,只用一木勺子, 循环酌之。炙股烹脯,以余肉和菜捣臼中,糜烂而进。” 这当是早期女真人 的饮食方式,与宋使马扩所见无大异。 太宗时,女真人与契丹人、汉人接触日多,眼界渐宽,饮食方式、食品 种类都有所增加。宣和乙巳(宋宣和五年,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 年)宋使 许亢宗所见与马扩所见就已有所不同。他在清州(辽石城县,今河北唐山东 北开平)所食有酒、粥、米饭,佐餐之物则是“研芥子和醋伴肉食,心血脏 羹,芼以韭菜”。宋人以为“不可向口”,而“虏人嗜之”。在咸州,则行 酒作乐,果品、饭菜、酒肉“铺满几案”,还有馒头、炊饼、白熟胡饼 等多种面食。并且有了以前所不曾见的“茶食”和“肉盘子” 。这时,州县待客 标准比当初阿骨打的御宴食品种类还多,制作亦稍精细。 据洪皓所记,供应宋使有细酒、白面、细白米、羊肉、粉、醋、盐、油、 面酱、果子钱等;行纳币礼有大软脂、小软脂、蜜糕等。 而以芍药芽煮面, 更为新奇。“凡待宾斋素则用,其味脆美,可以久留。”朱弁也盛赞所食松 皮之美。
     后来,食物品种日渐精细,而独具特色的女真食品不仅为中华民族的饮 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生动地反映了各民族饮食习惯的相互影响。其 中的厮剌葵菜冷羹、蒸羊眉突、塔不剌鸭子(亦可用鸡、鹅)、野鸡撒孙 (也 可用鹌鹑)等,有的为冷荤,有的为烧烤,有的为炖煮肉食,风味独到。又 有以糯米加柿、枣泥、松仁、胡桃仁蒸制,浇蜜食用的柿糕和用栗子粉加糯 米面,以蜜和面蒸制的高丽栗糕。高丽栗糕,顾名思意,系女真人学自高丽, 而女真葵羹的作法又与渤海葵羹同,或承自渤海也不无可能。 女真人以乳、酒、茶为饮料。他们嗜酒好客,酒行无算,必醉或逃才已。 早期以糜造酒。灭辽、北宋后,酒的质量也有提高,消费量也很大,为国家 榷货品种之一。
     女真内地本不产茶,但最晚在太宗时女真人已有了饮茶的嗜好。进入中 原后,饮茶之风更盛,向南宋购茶耗费了国家大量资财,甚至不得不限制饮 茶。
     交通 
     女真人继承了挹娄人的传统,渡水会用舟楫,也会造小船。有时, 或“浮马而渡”。在同宋朝的战争中,俘虏了造船工匠,也能造战船和海船。 水运在金朝占有重要地位,海陵迁燕后,沿河如恩、景、清、献、深等 州都置仓贮粮。黄河、漳水、御河、衡水、滹沱河、运河都可通舟船。诸仓 之粮以漕运或海运抵达通州,再经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达京师。通州以 上地势高峻,于两水之上设闸截水,以利行船。世宗时,又拟开芦沟、金口, 引水通漕运,虽所役无功,也足见金朝对水运的重视。
     陆路交通主要用畜力和车。马是主要交通工具,牛、驴也可用以负物和 骑乘。金朝继承了我国古代的驿传制度,境内设驿站传递公文和为公干、使 臣往来提供交通工具。泰和六年(1206 年)又“置急递铺,腰铃转递,日行 三百里,非军期、河防不许起马” 。急递铺之制为元朝所继承。
     疾病与丧葬 
     早期,女真社会无医药。有病则请萨满作法,杀猪、狗驱邪 镇鬼,诅咒禳解。或将病人载入深山大谷躲病。进入中原后,虽仍借助萨满 作法医治,也逐渐使用药物,有些女真读书人也略通医道。 女真人行土葬。早期,“死者埋之而无棺椁”。建国后,受契丹人、汉 人的影响,渐有棺椁之制,贫富的差别在墓葬形制上有明显反映。贫者有棺 无椁,富者则棺椁俱全,或用石棺木椁,或用木棺石椁。金墓中比较多见的 是竖穴土圹石椁墓。正隆前多为土葬,石椁内置木棺。大定后火葬较为普遍, 石椁内置石函或木匣盛放骨灰。这种石椁墓当是由辽墓的石室、石棺简化而 来。
     黑龙江绥滨县永生的 14 座金代平民墓葬,为土坑木棺葬,结构比较简 单,随葬品有陶、瓷器,铜、铁、陶、石制饰物。奥里迷古城发现的金代墓 群有长方型土坑木棺墓、积石墓和火葬墓。积石墓墓底用石板铺平,有破碎 的棺木、铁钉;火葬墓中有烧毁的棺木痕迹。内蒙古巴林左旗金火葬墓内有 小木棺。 官僚贵族的墓葬随葬品较多,墓内多有壁画、砖雕或石雕。黑龙江阿城 市巨源乡城子村金齐国王墓为了解金朝前期贵族的葬式提供了实例。这是一 座竖穴土坑石椁木棺墓,石椁近东西向,长 2.8 米、宽 1.9 米、高 1.5 米, 四壁由四块花岗岩组成。石椁内放置一长方形木棺,棺内葬夫妇二人,仰身 直肢,头西脚东。有多层多件装裹,男性 8 层 17 件,女性 9 层 16 件。有袍、 衫、裙、裤、腰带、冠帽和鞋袜等。随葬品中还有金、银饰物,金锭、银牌 等。
     完颜希尹、完颜娄室、完颜忠等墓地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柱和神道 碑等雕刻。乌古论窝论、乌古论元忠墓石椁较大,石椁内置石棺床,上置石 棺或华丽的描金漆棺。有盝顶式或碑形墓志。 河北、山西发现的汉人墓葬也多有壁画和雕刻。内容以墓主人生活图画、 二十四孝故事及武士、侍女、花卉、动物、卷云为多。山西襄汾县曲里村金 元墓中的砖雕二女弈棋、教子学书、马球、马戏等,内容独特,刻画真实生 动。南董金墓的砖雕散乐图和侯马董氏墓五个砖雕演员等,对研究金朝的绘 画雕塑和当时的社会生活、体育运动、文化娱乐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女真人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墓地,死后多归葬故里,由亲族会葬,以血 泪哀悼死者。其法是以刀轻划面额至流血,使其与泪俱下,称“送血泪”。 初期,生焚奴婢及所乘马殉葬,建国后不久废止。同契丹人一样,祭奠死者 也有“烧饭”之俗。
     (二)岁时风俗与礼仪
     岁时风俗 女真人初无纪年, 亦无固定的节日。 至接触了契丹人、 渤海人、 汉人后,有了岁时节日,并迅速、大量吸收了契丹人、汉人的风俗。 初,女真贵族皆不知生辰月日,为适应与辽、宋交往的需要,多选择节 日为生日。如宗翰取正旦,希尹取上元,其他人则分别取四月初八、重五、 七夕、中元、中秋、下元、冬月初一等。 金朝在正旦、寒食、立春、重五、立秋、重九等节皆有例行假日,这无 疑是在接触了契丹人、汉人之后形成的,其俗也多承自辽、宋。女真人重视 生辰、正旦、元夕、重五和重九又是金朝最重要的节日。
     金天会三年, 宋、 夏遣使贺正旦。 女真人即应有了农历的新年。
     《金史 礼 志九》所载元日、圣诞上寿的仪式当是后期逐渐完备的。其内容有鸣鞭、报 时,受皇太子、百官舞蹈跪拜和致祝词等项。士庶人家则以燃放爆竹、张贴 桃符和饮宴等方式庆祝。 元夕也称上元、元宵。太宗时,女真人尚无此节。及得燕京,渐染华风, 熙宗时渐盛。海陵迁都后,依汉人风俗张灯庆贺,于新宫设宴,与群臣赋诗 纵饮。世宗时,曾欲禁止宫中元夕张灯,而俗已形成,欲罢不能,后期反而 更盛。同时,女真人也继承了契丹人的放偷风俗,正月十六日,许人作贼一 天。
     立春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节日。金朝也继承了辽、宋在立春日击土 牛、作春盘的风俗。 重五、中元、重九三节习俗,杂糅辽、宋的风俗,重五系彩丝、饮雄黄 酒、插艾叶、悬菖蒲、浴兰汤;重九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同时于重五、 中元、重九这三个节日行拜天礼。然后举行射柳、击鞠等娱乐活动。 从正旦放假三日、寒食放假五日看,金朝对上巳、寒食也很重视。 礼仪 女真“旧无仪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召其 君同食”。“其节序,元日拜日相庆,重五则射柳祭天” 。相见,有表示亲 近的执手礼和表示尊敬的跪拜礼。执手,既可表示亲近,又可表示重托、安 抚、慰劳。跪拜,女真语称“撒速”,“先袖手微俯身,稍复却,跪左膝, 左右摇肘,若舞蹈状。凡跪,摇肘,下拂膝,上则至左右肩者,凡四。如此 者四跪,复以手按右膝,单跪左膝而成礼” 。章宗时规定,“公裳则朝拜, 诸色人便服则皆用本朝拜”。 统治稳定后,逐渐完善了祭祀天地、祖宗、风雨雷师、岳镇海读、宣圣 武成、前代帝王等仪式,同时制定了各种朝仪。这些礼仪多是参照唐、宋礼 仪制定的。同时,有些礼仪也保留了女真人和契丹人的某些传统,体现了各 民族礼仪制度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特点。如在女真拜天礼的基础上,参照 唐、宋礼制,形成了金朝的郊礼,而重五拜天射柳的习俗仍然保留。太祖死 后,京师为之立庙,称太庙。诸州立庙或用辽朝旧庙安置御容。熙宗皇统三 年(1143 年)在上京立太庙;海陵迁燕,增广旧庙,供奉祖宗神主;正隆中 复立南京太庙,逐渐有了宗庙之制。 初,女真人求子皆请萨满代为祈祷。明昌六年 (1195 年),章宗因无子, 又行高禖之祀,于春分日祀青帝、伏牺、女娲、姜嫄、简狄。于是求子之礼 也杂用女真、汉仪。
     世宗时,对在建国时期有过特殊意义的山、河分别给予封号。长白山素 为女真及其先人所敬畏,又在女真发祥之地,大定十二年(1172 年),被封 为兴国灵应王,建庙于山北。大房山为金皇陵所在,二十一年,敕封其山神 为保陵公。出河店之战前,太祖似受神明启示和辅助,顺利渡过混同江,二 十五年,封其江神为兴国应圣公,同年又封上京护国林为护国嘉荫侯。大定 八年,改太祖伐辽曾驻跸的旺国崖为静宁山,明昌六年(1195 年),章宗封 其山神为镇安公。章宗生地麻达葛山之神,明昌四年封为瑞圣公。大定时, 还封水患严重的芦沟河、黄河之神为安平侯、昭应顺济圣后。封册、致祭各具其仪。 娱乐 女真人有其自身的娱乐活动,也接受了契丹人、汉人的游戏和娱乐 方式。女真人善骑射,向契丹人、渤海人学会了射柳和击鞠。同时通过契丹 人学会了双陆、围棋、象棋等游戏娱乐方法。灭北宋后,踏跷、踏索、上竿、 弄丸、斗鸡、杂剧等也传入金朝内地。南迁后,更直接接受了汉人的各种娱 乐方式,投壶、放风筝等活动也见于金人著述中。
     此外,女真人也善角觝,同契丹等北方民族一样,也喜爱玩嘎什哈。他 们更有一种特殊的游戏“抛雪”,入冬的第一场大雪后,由奴婢僮仆将雪捏 成团,天明即抛入亲朋好友家。主人见到后,即设宴招待和组织一次娱乐活 动,此风别具特色,沿至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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