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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金朝的社会经济

    金朝是由刚刚进入阶级社会的女真贵族建立的政权, 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 内,统治范围迅速扩大到黄河以北,将发展水平不同的女真各部和封建经济 高度发展的渤海人、汉人和游牧的契丹人纳入自己治下。这就使金朝境内不 但在政治治理方式上经历一个由原始社会末期的贵族政治向中央集权制的官 僚政治转化的过程,而且在经济上也必然经历一个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 过程。
     在金朝境内,有刚刚进入阶级社会的女真人,从事游牧业的契丹人,由 辽和北宋入金的熟女真、渤海和汉人。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经济成分、 生产方式存在差异,因而金朝境内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经济政 策自然也就不可能整齐划一。在对辽和北宋作战期间,女真统治者曾将部分 汉人迁往金朝内地上京地区,并将女真猛安谋克迁入中原。这种强制性的迁 徙,曾造成了生产的破坏和社会的混乱,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和北方的经济 文化交流,对开发祖国东北地区和加速女真人的社会发展进程起了一定的推 动作用。
     第一节  女真人的经济生活与民族迁徙
     一 建国初期女真人的经济生活
     建国前,女真各部的发展水平不平衡,完颜部自绥可(阿骨打五世祖) 定居于按出虎水后,才开始有原始农业。加古部、纥石烈部和阿跋思水温敦 部等发展水平较高,已经有了专业的铁工,并制造甲胄出售。农作物只有糜、 粟、豆、麻等数种,稗子是贫苦农民的主要食粮。渔猎和采集仍是女真人的 重要经济活动。
     女真人居地饶山林,多大河,有较好的渔猎条件。捕捞的鱼虾、螃蟹和 猎获的野兽也是他们衣食的重要来源。他们有丰富的渔猎经验,能根据野兽 的踪迹追捕猎物,能模仿野兽的叫声,呼兽而猎。辽代,他们经常向皇室贡 献呼鹿人。
     猎获的兽肉是他们的食物,兽皮可作衣服和被褥,同时用于对外交换。
     主要猎获物有獐、鹿、麂、狼、狐狸、青鼠、貂鼠、鹅、雁等。建国后,狩 猎仍是女真人重要的经济活动和习武手段。出使金朝的宋使马扩曾参加金太 祖的围猎活动。猎前,各首领掷所佩箭以定队伍前后左右次序,然后放马单 行行进。每骑相距五至七步,两头相望常一二十里。队伍成箕掌形,空其一 面,向两翼张开。由认旗指挥,缓慢前进,逐渐合围。野兽由内赴外者,四 周近者可射;由外赴内者,只能由皇帝先射。约行三四十里,有可宿营处即 合围,顷刻便可围数十重,围中野兽尽被射杀。每天都以猎获所得款待使臣。
     女真人所居山林特产人参、蜜蜡、生金、北珠、白附子、松实等,除自 用外,是对外交换的主要物品。 女真人的畜牧业也很发达,牧畜有马、牛、羊、猪等。养猪是肃慎人的 传统。马匹是战争和狩猎的重要工具,也是缔结婚姻的聘礼和赎罪的代价, 是女真人的重要财富。完颜与纥石烈部曾因驱掠和盗窃马匹事发生过战争。 手工业也开始同农业分离。生女真有冶铁、纺织、酿酒、造船、木器制 造等业。温都部的乌春、加古部的乌不屯都是专业铁工。布也是女真人的特 产之一。麻布有粗细之别,女真细布是对外交换的重要手工业品。女真人会 酿酒,用糜、米作原料。同时会用豆作酱。他们剖木为船,所用家具、器皿 多为木制,有凳、盆、碗、碟、杯、勺等。 有了最初的分工,也就有了最初的交换。但建国初尚无城郭市肆,交易 无钱,处于以物易物的阶段。
     二 民族迁徙对女真社会的影响
     (一)汉人北迁
     建国初,凡与辽战所俘和来归者,多安置于女真内地上京地区。初期的 迁民除用以充实女真内地外,也有防止敌对势力联合的意图。“天辅六年, 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命从便以居。七年,以 山西诸部族近西北二边,且辽主未获,恐阴相结诱,复命皇弟昂与孛堇稍喝 等以兵四千护送,处之岭东。”这次迁民的规模很大,“而昂悖戾,骚动烦 扰,致多怨叛”。只有章愍宫、小黄室韦二部达于内地。“七年取燕京路,二月,尽徒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 。灭北宋后,更迁宋宗室百官数 千人。
     在向上京迁民的同时,也逐渐将降民安置于东京、沈州等地。天辅七年, 曾将招降的来、隰、迁、润四州民迁往沈州,将猛安详稳留住所领的归附人 户迁往东京。 及至河北入金,又将所俘河南民户迁入河北。灭宋后,再一次将洛阳、 襄阳、颖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之民迁往河北地区。 金初迁入内地的民户有契丹人,也有奚人、渤海人和汉人。他们为女真 社会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及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技术,增加了劳动人手,充 实了内地,促进了上京地区的发展进步,对女真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必然 产生积极的影响。 随着金朝统治重心的南移,大规模的向北移民则为女真人的陆续南迁所 取代。
     (二)女真人向中原迁徙
     女真人的迁徙,自建国之初即已开始。反辽战争初期,凡得辽地,便移 女真人前往居住屯垦。“收国二年,分鸭挞、阿懒所迁谋克二千户,以银术 可为谋克,屯宁江州。”这是女真人在新占领土戍守屯种之始。天辅二年, 又以娄室为万户,屯戍黄龙府。五年,占领泰州后,令宗雄前去了解土质情 况,知其适于种植,遂以婆卢火为万户,赐耕牛五十,由诸猛安中抽调万余 家,屯戍泰州。猛安谋克户向新占领土的迁移,除巩固新得土地外,也为女 真人提供了更适宜于农耕的土地。 灭北宋后,金朝势力深入河北,女真人又开始向这一地区迁徙。迁入中 原的猛安谋克被称为屯田军或军户,原有的汉人则称民户。女真人向中原的 迁徙,给金朝的统治带来了诸多问题,也对女真社会、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 产生了重大影响。 女真人迁入中原女真人向中原的迁徙,同向辽地的迁徙一样,当在占领 中原部分土地后就已陆续进行。而大规模的迁徙则是在熙宗和海陵统治时 期。天会四年(1126 年),“宗望罢常胜军,给还燕人田业,命将士分屯安 肃、雄、霸、广信之境” 。这是见于记载的女真人迁入中原之始。此后,撒 离喝曾安排女真军屯田陕西。这些都是少量的为军事目的服务的屯种戍守。 天会至皇统年间,陆续将猛安谋克人户迁往河北、山东、陕西等地,迁 徙的军户多为诸部女真人,目的也是为了镇压中原人民的反抗,巩固对河北 的占领和加强对宋战争的军事力量。海陵即位后,也安排了一次向中原的移 民,这次移民的对象是宗室和女真贵族,性质与第一次不同,目的在于打击、 削弱女真奴隶主贵族的势力,解除他们对海陵皇权的威胁,推进女真社会由 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南迁的女真军户。根据军事活动的需要,驻地也当 进行过调整。与宋划淮为界后,河北的军户有的又相应向南迁至淮水以北地 区。
     屯田军的土地问题女真人远离故土,迁入新地,为解决其生计问题,金朝在中原括田,拨给女真军户。所括土地名为闲田、官田、逃绝户田、外路 官本业外增置田等,实则常常以百姓已耕种多年的土地拨充,甚至田主执契 据指坟垅为验者,亦不为申理,也有土地已被强占赋税却不为削减者,于是 造成了军民间的矛盾和纠纷。 移民的土地分配也严重不公,贵族官僚凭借权势占有大量肥沃土地,甚 至于多处请占,一般军户所得则贫瘠不可耕种。贫者地既贫瘠,力复不足, 或慕豪富所为,不亲耕稼,军户贫困化的现象日益严重。 对军户的授田和女真贵族大量兼并土地,直接触犯了民户的利益,由土 地争夺带来的军户与民户的矛盾和女真人中一般屯田户与势家大族的矛盾贯 穿金朝统治的始终。
     (三)女真社会的奴隶制
     建国初期,女真社会盛行奴隶制。奴隶被广泛地应用于农、牧业生产和 家内劳动,他们是早期女真社会各项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在金朝的户籍上,有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 户、奴婢户、二税户等不同名目。他们分别以对国家徭役负担、民族成分和 阶级地位的不同相区别。其中正户包括贵族、官员和平民,监户、官户、奴 婢户、二税户则是不同类型的奴隶。
     女真社会的奴隶,初期当以债务奴隶为主,也有因犯罪被降为奴者。随 着战争的日益频繁,战争俘虏成了奴隶的重要来源。随着奴隶数目的增加, 买卖也成为获取奴隶的手段之一。奴隶同金、银、马、牛等一样被视为主人 的财产,可以买卖、转送、赏赐。奴隶主占有奴隶的数目少者一二人,多者 万人以上。世宗在东京时,“有奴婢万数”,直至金朝后期,诸王、贵族仍 占有大量奴隶。在建国初期和濒临灭亡之际,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人员参战, 也曾明令奴隶有战功者,可免为良。 金朝进入中原初期,掠人为奴的现象十分严重,除留作个人奴隶外,则 立价于市出售。有的甚至驱往西夏、鞑靼、高丽、室韦等地出售或换取马匹。 靖康之后,北宋帝王子孙、宦门仕族被俘北迁者,都被“降为奴隶,执炊牧 马,皆非所长,无日不撄鞭挞,不及五年,十不存一” 。洪皓也亲见北宋宗 室、百官被俘人及其子弟“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 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 钱一帛之入” 。残酷的奴役和虐待曾激起中原人民的顽强抵抗。 早期,奴隶的使用可能相当普遍。天会九年 (1131 年),太宗曾下诏 “新 徙戍边户,匮于衣食,有典质其亲属奴婢者,官为赎之。户计其口而有二三 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户为四口”。
     这显然是为了扶持女真人户,使之有能 力参与征战,而令奴隶为其从事田间劳动。至熙宗和海陵统治时期,随着金 朝中央集权化的加强,在政治治理上逐渐吸收了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方式。 而大量屯田军的南迁,也使女真自上至下全面接触了汉地经济、文化,他们 没有强行改变中原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加之战争的减少,大规模掠民为奴的现象终止了。但因贫困、灾荒典质为奴的情况却屡见不鲜。 大定二十三年(1183 年),推排物力,所检女真人 61.5 万余户,615.8 万余人,其中正口 481 万余,奴婢口 134.5 万余,平均每户占有奴婢 2.18 人。在都宗室将军司所辖 170 户,正口 982 人,奴婢口 27808 人,则平均每 户占有奴隶 164 人。可见大量占有奴隶的是女真贵族、官僚。但是,这一通 检数目未必完全可靠,因为官豪们常以冒名增口的方式多请官田。一般女真 人户为规避物力,多将奴隶典质与人。奴隶在上京、北京等女真人、契丹人 居住地区一直是农、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
     第二节  金朝的阶级关系与赋役制度
     在金朝统治下,做为统治民族的女真族,处于刚刚由部落联盟进入奴隶 社会的历史阶段。而它所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则是封建化程度很高的汉区和以 畜牧业为主的牧区,因而金朝境内土地占有、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也参差不 齐。
     一 土地占有与阶级关系
     (一)土地占有方式 金朝境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土地占有方式不完全相同。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奴隶占有制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 化之中。 女真人的占田制史载“生女真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但“兄弟虽析 犹相聚种”。 这时的土地占有方式史无明文,或许是由部落按人口分配给各 小家庭使用的。至太宗时,始有关于牛头地税的记载,世宗时更有了牛头地 分配方式和分配数量的可靠记录。
     所谓牛头地,是以牛具、人口为依据分配的土地,它当是在土地国有的 前提下实行的土地分配制度。天会三年(1125 年),农业丰收,始以牛具数 为依据征收田赋。世宗时,具体制定了牛头地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 是与女真社会的奴隶制、猛安谋克的社会组织和女真大家族聚种的生产方式 相适应的。
     在大批女真人迁入中原之初,金朝仍以这种方式向屯田军户授田。初期 之所以能够推行,是因为金朝掌握了大量可由国家支配的无主土地。随着生 产的恢复和发展,农民复业,荒闲官地减少,土地问题便逐渐突出。加之进 入汉区的女真贵族凭借权势大量侵占民田,成为出租土地的地主,一般女真 人户所得土地往往贫瘠,军、民之间和贫、富户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于是, 世宗对土地分配不断作出新规定。大定二十一年(1181 年),针对纳合参谋 合、耨盌温敦长寿等及山西权要大量兼并土地的现象,规定“除牛头地外, 仍各给十顷,余皆归入官”。但它没有解决军户的贫困问题,反而使侵占官 地和霸占民田的行为合法化。二十二年,对授田的牛具数目又作出限制,规 定:“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 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
     《金史食货志》所载牛头地数目的有 关规定是在大定二十二年才确定下来的。 牛头地最高限额的规定是当时客观情况和统治者主观愿望的产物,客观 情况是女真“官豪之家多请占官地,转与他人种佃,规取课利”,以致民田 被强占,军户分得的土地也多瘠薄。而世宗规定人口二十五算牛一具,则是 鉴于女真贵族以租佃方式经营土地,不令奴婢耕种;为了规避物力,又多出 卖奴婢的客观事实,为了维护奴隶制生产方式,以向奴隶授田的政策满足奴 隶主对土地的需求,以求达到制止出卖奴隶的社会现象。但是,女真人封建化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这一规定不能不说是阻碍女真社会发展的保守的经 济政策。 牛头地的分配方式并不适宜于所有的女真军户,在一般军户占田数目不 足和官地不敷分配的情况下,在对官豪牛头税地进行整顿的同时,对贫困军 户也采取计口授田的方式。大定二十一年,世宗令宰执“委官阅实户数,计 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二十七年,又检括官地,按每 丁 50 亩分配给贫难无地者。章宗即位后,因平阳路地狭人稠,仍行计丁限田 法,以每丁 50 亩为限。《金史食货志田制》又载:“凡官地,猛安谋克 及贫民请射者,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十亩,中男半之。”可见,不论宽乡还 是狭乡,猛安谋克所占土地原则上都应是官地。
     汉地民户的土地《金史食货志》载:“民田业各从其便,卖质于人无 禁,但令随地输租而已。”即承认辽、宋以来中原地区的土地私有制。 土地占有方面,金朝与辽、宋不同之点只是在中原安排了大批女真屯田 军户,军户分配的土地则禁止买卖。女真人中的奴隶占有制一度曾对中原的 生产造成一定影响,但中原地区民户并没有因为女真人的迁入而改变其原来 的生产关系和土地所有制。相反,在中原先进经济制度的影响下,迁入的女 真人却加速了自身的封建化进程。
     (二)女真社会的封建化
     建国之际的女真贵族虽然大量使用奴隶,但就其特点考察,仍是处于家 长奴隶制阶段。这是因为金灭辽、宋后,很快进入了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汉 族地区,奴隶制没有充分发展的环境。在中原封建经济的影响下,奴隶的反 抗与逃亡是不可避免的,管理也更加困难。金朝推排物力时,奴隶是一项重 要财产,为了减轻赋役负担,普通奴隶主出卖奴隶的现象相当普遍,以致金 朝不断作出禁止出卖奴婢的决定。但是社会的发展不以某些统治者个人的意 志为转移,女真人的奴隶制受到中原封建制的强烈冲击。
     南迁的女真人在地主制经济的影响下,部分地放弃了奴隶制剥削方式, 改用租佃制方式经营分得的土地,贵族、官僚成为出租土地的地主兼奴隶主, 普通女真屯田军户或者维持其自耕农身分,或者成为小土地出租者。 女真奴隶的解放是从建国之际开始的,为了动员和团结全体女真人参加 反辽斗争,在宁江州之役前,阿骨打得胜陀誓师时就明确作出了“有功者, 奴婢部曲为良” 的许诺。此后,战争频繁,必有大量奴隶通过参战取得自由 人身分。
     为了安抚降民, 太宗时也曾解放部分女真奴隶。 天会元年 (1123 年) , “诏女直人,先有附于辽,今复虏获者,悉从其所欲居而复之。其奴婢部曲, 昔虽逃背,今能复归者,并听为民” 。此后,猛安谋克中的女真奴隶也不断 获得解放,《金史食货志户口》中说:“猛安谋克之奴婢免为良者,止 隶本部为正户。”这种奴转良的正户在猛安谋克中当不在少数。 世宗、章宗时期,奴隶解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被提上议事 日程,虽然这时解放的主要是二税户,但却是此时真正从事农业劳动的奴隶, 所以,他们的解放,应该看成奴隶被大批用于农业生产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金史》中记录较多的是二税户的解放。金朝的二税户承自辽朝,多属 寺庙所有,地位比辽代更低。由于女真社会盛行奴隶制,寺庙僧人则依女真 人畜奴之例,将二税户抑为奴隶。如锦州龙宫寺,辽帝曾拨与一批农户,令 其输租于寺。至金,寺僧却将他们抑为奴隶。这些二税户不断向官府诉求为 良,大定二年(1162 年),世宗将持有证据者放免为良。龙宫寺的二税户也 由御史中丞李宴代为申诉得免。但是,这次的放良不是全面解放奴隶,因而 也极不彻底。 章宗初年,放免二税户的问题再次被提出。章宗召宰执讨论,参知政事 移剌履主张:“凡契丹奴婢今后所生者悉为良,见有者则不得典卖,如此则 三十年后奴皆为良, 而民且不病。 ” 这是一个较为彻底而又简便易行的方案, 而章宗没有采纳。于是依然如世宗时的办法,有凭据者放免,取得平民身分; 其主自言或因通检而知者,其税半输官,半输主,恢复到辽时的地位。这次 通检,共放免二税户 1700 余户,13900 余口。 同时, 随着社会的发展, 奴隶的地位也有了一些改善, 如大定十八年 (1178 年), “定杀异居周亲奴婢、同居卑幼,辄杀奴婢及妻无罪而辄殴杀者罪” 。 奴隶任人宰割的悲惨处境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
     《金史》中屡见“不令家人耕种”,“请禁奴婢服罗绮”,“禁奴婢服 明金”和贵族奴婢占纲船、侵商旅、妄征钱债、侵渔细民等记载,甚至有的 奴隶主指使奴婢逃亡,又亲自搜捕以领取抓获逃奴的赏钱。家人即指奴婢, 主人不令奴婢农作,奴婢便从农业劳动转向了家内役使。有的甚至还可凭借 主人的权势为非作歹。
     建国后,大批战争俘虏被抑为奴,但除了宋朝宗室、官僚及其子孙等仍 然留居女真内地者外,大量俘奴当在日后以种种方式摆脱了奴隶制的桎梏, 恢复了自由人身分,或者转为供贵族、官僚日常驱使的家奴。一般军户为规 避物力钱负担,而自卖奴婢的现象当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于是,进入中 原的女真人就迈上了封建制发展阶段。 为了适应女真社会的这种发展变化,政策、法令上也作了调整。泰和四 年(1204 年),“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 ,承认猛安谋克中业已出现的 出租土地的合法性。 但是,大量占有奴隶和阻挠奴隶解放的势力,又正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女 真贵族,他们顽固地抵制奴隶解放潮流。由于牛头地是以牛具、人口为依据 分配的,女真贵族冀以大量蓄奴获取国家分配的牛头地;为了使大量畜奴不 受谴责且不承担物力负担,他们又反对把奴隶数目作为通检内容。世宗本人 更直接指责放免奴婢的地方官“意欲以此邀福” 。因此,金朝的奴隶解放并 不彻底,突出表现在女真官僚、贵族大量畜奴的现象并没有根本改变。
     同时,女真内地的上京及其以东地区,受封建经济的冲击较小,仍处于 奴隶制发展阶段。有的发展水平甚至更低,直到金朝后期,黑龙江中下游地 区依然处于以渔猎为生的阶段。
     (三)阶级关系
     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造成了金朝境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阶级关 系的差异。 部分汉人在战争中被虏为奴婢、部曲,由原来具有独立身分的国家编民 降为女真贵族的私属。但通过逃亡、赎买、放良等,多数人当会重新取得自 由身分。因此,汉人中主要仍为地主和自耕农、佃农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 级。 女真人中的阶级成分比较复杂。进入中原的女真官僚、贵族,一方面是 占有大量奴隶的奴隶主,同时也是靠出租土地进行剥削的地主。迁入中原的 一般军户的土地最晚在章宗时,已经有了己业和官地之分,如平阳路的军户, 作为己业的土地,一丁可得十亩,其余部分则为官地。政府为奖励垦荒,也 允许将所垦荒地作为私有土地,并规定“以第七等减半定税,七年始征” 。
     这样,通过分配和垦荒,为数不少的女真军户成了自耕农。 留居内地的女真人发展进程较南迁者缓慢,仍处于家长奴隶制发展阶 段,奴隶仍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但是,中原的封建制对他们也有一定 影响。大定年间,上京路的女真奴隶主为了规避物力,多自卖奴婢,“致耕 田者少,遂以贫乏”。
     可见,上京地区的奴隶制仍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为 维护这一地区的奴隶制,金朝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减轻牛头税税额。 金代,契丹人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契丹人的阶级关系也更为复杂。一 部分契丹贵族受到女真统治者的重用,同女真贵族一样,既是地主,也是奴 隶主。一般契丹人户被编入猛安谋克,随同南迁,则同于女真军户。大部分 仍在原地的契丹人被编入猛安谋克,由契丹上层统领,从事游牧,隶属于西 北、西南两路招讨司。 耶律撒八起义后,契丹人的处境发生了变化,猛安、谋克曾一度废止, 契丹人户被散置于女真猛安谋克治下。后虽恢复了契丹人的猛安谋克,但世 宗对他们缺乏信任,又将部分契丹人迁往上京和乌古里石垒部,使之与当地 女真人杂居共处,互通婚姻,以期逐渐同化。这一政策虽未获得预期效果, 但也当有部分契丹人弃牧归农,并处于奴隶制管理之下。同时,仍有相当数 量的契丹人留居原地从事牧业。于是,在契丹人中,就不但有从事牧业的牧 主和牧民,而且有以租佃方式经营农业的地主和农民,还有在奴隶制经济下 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主、农民和奴隶。
     不论是被抑为奴的汉人、契丹人和其他诸部族人,还是处于奴隶制发展 阶段的女真人,除西北路、上京路外,在中原封建经济的影响下,都经历着 一个或快或慢的奴隶解放和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金朝境内的主要阶级仍然 是地主与农民。 此外,金朝统治初期,也出现了局部的封建经济向奴隶制经济倒退的事 实。辽朝的寺院地主蜕化为奴隶主的现象,就是一典型事例。
     二 赋役制度
     由于社会发展阶段和土地占有方式不同,金朝在女真故地和中原地区实 行不同的赋役制度。
     (一)田赋
     金朝的田赋分为牛头税和两税。 牛头税是与牛头税地相适应的赋税,也称牛具税,这是对猛安谋克户所 征的地税。牛头税之征始于太宗时期,天会三年(1125 年),女真内地丰收, 太宗下令:“今大有年,无储蓄则何以备饥馑,其令牛一具赋粟一石,每谋 克为一廪贮之。”五年九月,又诏:“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赋粟五斗,以 备歉岁。” 女真人的赋役,初无定制,根据需要临时征敛,即宋人所说“其赋无常, 遇用多寡而征敛之”。天会年间,这种状况仍没有彻底改变,崔淮夫在《上 两府札子》中说:“其金人北军,一家莳地不下数顷,既无赋税,春则借农 以耕,夏则借人以耘,秋则借人以收。” 到世宗时,随着各项制度的完善, 牛头税也渐成定制。终金之世,牛头税额最高不过一石,最低只取三斗。牛 头税数额很轻,给官豪之家提供了转佃与人从中取利的机会,女真贵族乘机 大肆兼并土地。世宗还用减轻牛头税额的办法解决女真人自卖奴婢、劳动力 减少、军户贫困的问题,更助长了权势之家兼并土地的倾向。但是,官豪之 家一方面大量侵占民田,一方面隐匿地数逃避纳赋,致使官地减少,军民矛 盾加剧,普通军户得地不足,国家收入耗减。为了检查军民土地、财产的实 际状况,以均定赋役负担,大定年间又多次进行验实物力的通检推排。 《金史食货志》载:“金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 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束 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州三 百里外,纾其期一月。屯田户佃官地者,有司移猛安谋克督之。”“夏、秋 税纳麦、粟、草三色,以各处所须之物不一,户部复令以诸所用物折纳。” 如皇室所用诸物,治河所需柴草、木石等。 遇有水旱灾害,酌情减免。开垦荒闲土地,缓征租赋。
     (二)物力钱与通检推排
     物力钱是官民的财产税,包括土地、奴隶、园林、牲畜、房屋、车马和 现钱,金朝还根据物力定户等,作为科差的依据。 《金史食货志》载: “官 田曰租,私田曰税。租税之外算其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及 其藏镪多寡,征钱曰物力。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
     近臣出使外国,归必增物力钱,以其受馈遗也。” 通检推排即对官民财产、物力的全面检查评估,以此为依据确定户等,以户等高下征收物力钱。大定四年(1164 年),世宗决定通检全国物力。下 诏称:“粤自国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时,兵役并兴,调 发无度,富者今贫不能自存,版籍所无者今为富室而犹幸免。” 于是遣泰宁 军节度使张弘信等 13 人,分路通检全国军民物力。同时,诸处土地也按肥瘠 不同,分定等第,制定税法。 十五年,距第一次推排已过十余年,贫富变易,赋调轻重又与财产状况 不相符合,于是再派济南尹梁肃等 26 人分路推排。二十年,宰执对推排内容 进行再三讨论,世宗决定检括奴隶、土地、牛具和浮财,分为上、中、下三 等,核实贫富造籍,以为科差依据。二十二年,以同知大兴府完颜乌里也先 推中都路, 续遣户部主事按带等 14 人与外官共同分路推排。
     此后, 二十六年、 二十九年和章宗明昌、承安、泰和年间又曾多次通检推排。 章宗即位初,对推排范围作了调整,规定国信副使,免增物力;农民积 谷,免征物力;钱悭之郡,所纳物货可折粟帛;土地既已纳税,复征物力, 是双重负担,遂减民地物力十分之二。 通检推排的目的在于使负担均平,但执行者品德、能力不一,各地收效 也不一致。大定四年(1164 年),诸路通检官员往往以酷苛多得物力为功, 甚至妄加民产业数倍,张弘信通检山东尤为酷暴,受到棣州防御使完颜永元 的指责,故山东只有棣州赖永元主持,稍得其实。河北东路转运使梁肃通检 东平、大名两路则颇为公允。
     (三)商税
     金袭辽、宋之制,除对商旅征收商税外,也对一些货物的贸易实行控制, 由国家制定专卖政策。 专卖金朝对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盐、茶、酒、曲、醋、香、矾、丹、 锡、铁等实行专卖与榷酤,禁止私制和民间交易。榷货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 要来源之一。官府置榷货务和钞引库,负责印造、勘复和发卖给诸路香、茶、 盐钞、引,金末为解决财政困窘,甚至议及榷油。 金朝盐产丰富,国家在产盐地区设七盐司,管理各地盐场,诸盐户以盐 纳税,所余需统一出售给盐司,诸盐司各有盐课定额。 金朝的食盐专卖有钞引制、乾办制和官卖制三种办法。 钞引制是由官府统一批发,商人在指定地点出售的食盐专卖制,海陵贞 元初年户部尚书蔡松年参照宋制制定。政府置库印造钞、引,商人向政府交 纳钱钞换取盐引,凭盐引到盐场领盐,取得出售食盐的公据,在指定范围出 售,钞、引、公据缺一即为非法贩易。政府严禁私制和私自贩易。
     乾办制是辽朝在燕蓟地区实行的食盐专卖制。在钞引制制定前,一度曾 为金朝袭用。钞引法实施后,在一些产盐区,由于私盐易得,巡辑困难,又 曾恢复乾办制。所谓乾办,即按户口交纳盐钱后,允许盐户自行制盐,商人 依法纳税后,自行贩卖。这是五代食盐钱和辽朝盐铁钱的遗制,是一种控制 较松的专卖制,曾行于平、滦和太原等地。乾办虽非良法,但较之强行摊派 的官卖制,毕竟控制较轻,同时也避免了私贩和百姓因使用私盐获罪。 金朝食盐官卖现象并不多见,兴定三年(1219 年),为解决财政困难,曾在陕西“设官鬻盐给官用”,是仅见的一例。 盐课为金朝财政收入的大宗, 大定间岁课 662.6 万余贯, 明昌间增至 1077 万余贯。
     榷酤是对酒、曲的专卖。金因辽、宋旧法,官设专门机构管理。中都有 部曲使司,诸京、州郡酒税达 10 万贯以上者设酒使司。大定间,中都都曲使 司岁获 36 万余贯, 西京酒使司 5.3 万余贯; 承安元年分别为 40.5 万贯和 10.7 万贯。明昌、承安间,酒课日增,遂以数年岁课均定为额。 食醋榷罢不常。大定初,国用不足,曾设官榷醋,至经济状况好转,旋 罢。明昌间,议而复罢,承安三年(1198 年),以军用浩大,再榷,岁入 500 贯以上者设都监,千贯以上者增设同监一员。 金人饮茶之风亦盛。初期所需除南宋所贡外,则得自金、宋榷场,同时 也多有私贩者。承安年间,因买宋茶“费国用而资敌”,决定设官自制,于 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制茶,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分付各司县发 卖,商人可纳钱买引贩易。而金茶质量不佳,有司强行椿配,虽减价仍不能 尽售,不得不罢造茶之坊。而官民对茶的需求不减,尚书省奏:“茶,饮食 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 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 于是金朝制定食茶之制,禁止七品以下官和百姓 饮茶,不许买卖私藏和互相赠送。为满足境内所需,决定以产量丰富的食盐 和其他杂物与宋易茶,仍禁私贩。 商税海陵迁都后,金朝始有征商税和关税。大定初年,或设官于津要征 收商旅过税, 或召民射买, 同时制定了城郭出赁房屋之税。 二十年 (1180 年) , “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中都的都商税务司为全国最 高税务机关,地方有场、务等税务机构。明昌元年(1190 年),诸路使、司、 院计有 1616 处,岁入不一。大定年间,中都税务司年收税 16.4 万余贯,承 安元年岁入 21.4 万余贯。 金银等矿冶,许民开采,以二十分之一为税。
     (四)杂税 金初,女真人没有固定的赋役与科差。世宗以政治手段治理国家,各项 制度渐臻完备。定田赋、物力钱和榷货、商税,赋役制度逐渐确立。章宗初 年,国家承平富庶,各项税额都曾一度减轻。承安以后,国势渐衰,费用浩 繁,正税之外,又增加了各种名目的征敛。
     黄河夫钱也称河夫钱。金代,黄河水患频繁,治河所需诸物亦取自百姓。 初,沿河所需诸柴、草、木、石等由两税额中折纳。后期,则在两税之外, 另征黄河夫钱,与军需、铺马等一样成为金后期杂税的名目之一。 军需钱女真人除牛头税外,无其他赋税负担,偶有征调则另给钱粮。天 眷三年(1140 年)决定,每年给辽东戍卒绸绢。正隆四年(1159 年),河南、 陕西统军司也发给官兵钱粮。南伐时,又发给衣物。大定三年(1163 年)南 伐,军士所需 1000 万贯,官府支给 200 万,余则取自军民诸户,此为军需钱 之滥觞。十年,按物力多寡制定了军需钱数额,大抵计物力 50 贯者,当供一 个兵士之费。
     承安年间,北方多事,军旅迭兴,费用增加,经费困窘,于是验诸路军 民物力,征钱助军,以黄河夫钱为准,每纳黄河夫钱一贯者,征军需钱四贯。 而诸路数目不一,西京、北京、辽东每贯征三贯,临潢、全州二处免征。初 定一年为期,分三次送纳;继定以半年为期,分三次交纳。 铺马钱金设驿站和急递铺,水路以船,陆路以牛、马。凡有运送官物等 情,则役及近路民夫牛马,不应此役者则出钱以偿,此为铺马钱之源。大定 二十三年(1183 年),以近路三十里内者充铺役,免租税和铺马钱,其余诸 路每年共出铺马钱 6.4 万余贯,用以偿役夫之费或和雇民夫。章宗后期,财 政拮据,别立名目征税于民。泰和元年(1201 年),许诸科征铺马、黄河夫、 军需等钱,折纳银一半,愿纳钱钞亦可,仍以物力高下为等差。 桑皮故纸钱宣宗南迁后,交钞贬值,钞法屡变,随出而随坏。以往,制 钞所用桑皮故纸皆取于民间,至此,已甚难得。兴定元年(1217 年),改为 计所需之价征收钞币,名为“桑皮故纸钱”。
     金朝的杂税,除上述诸项外,还有输庸、司吏等琐细名目,其实都是物 力钱的额外加征。
     (五)役法 金袭宋制,民户需供职役。城郭置坊正,乡置里正,协助官府催逼赋役, 劝课农桑。村社置主首,猛安谋克置寨使,协助里正维护地方治安。 女真、契丹、汉人都有兵役负担,一有战事,便下令签军。有按资产高 下签发的家户军和按人丁多少签发的人丁军两种,是人民的一项沉重负担。 此外,修路、建城、治河、运输、造战船等,都要百姓提供力役,海陵 时,动辄役民夫几十万。
     金朝通过通检推排确定民户物力强弱,以为征收物力钱和征调力役的依 据。但“凡叙使品官之家,并免杂役,验物力所当输者,只出雇钱” 。其他 散官、司吏、译人、举人、学生等则免本身力役。至大定十三年(1173 年), “民间科差,计所免已过半矣”,力役负担实则完全落在普通民户身上,为 了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世宗时,多改力役为雇役,应役者可酌情减租 税和其他杂税。
     第三节 金朝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一 金初中原地区的残破
     金朝在对黄河以北地区的武力征服中,杀掠现象严重,给中原地区带来 极大破坏,以致“自京师至黄河数百里间,井邑萧然,无复烟燢,尸骸之属, 不可胜数” 。汴京被围期间,金将“放兵四掠,东至沂,西至濮、兖,南至 陈、蔡,多被其害。陈、蔡二州虽不被害,属县焚烧略尽。淮泗之间荡然矣。 京师之外,坟垅悉遭掘,出尸取棺为马槽,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京师 以故数大疫,死者过半” 。加之宋朝溃兵,“所在焚劫,聚而为盗”,致使 大河南北,败瓦颓垣,“荆榛千里” 。金军掠人为奴和强迫同化的作法,给 河北、河东、山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宗翰在河东以峻法治民,民于市中拾一钱,或于他人菜园中拔一葱,就 被处死。为防宋朝奸细入境,禁民擅离本贯,曾下令各地于同一日“大索南 人,及拘之于路”,凡无引者皆拘入官,或刺字立价出卖,或散养民间。时 寿州拘得 68 人,误记为 680 人,宗翰不容陈诉,责令如所记数目交付,州官 只好驱掠穷民孤旅充数。又“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生灵无辜 被害者不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易之,坐困于家,无敢出焉” 。
     挞懒在山东,下令追捕俘奴,郡邑骚动不安,“生民无辜立成星散,被 害之甚不啻兵火,或各持梃聚集相保,蕃军苟至,遂或敌斗。由是所过捕戮, 积尸狼藉,州县囹圄为之一盈”。 大批被掠为奴者以逃亡作为反抗手段。天会九年(1131 年),元帅府下 令搜捕逃亡俘奴,凡收留逃奴者,家长处死,家产半没官,半充赏,并征四 邻出赏钱 300 贯。村民多为诸军凌虐、捶掠。百姓不堪忍受,“往往相杀耕 牛,自焚庐舍,相率上山,及三万余众” 。 频繁的战争和疯狂的掠夺,使黄河以北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民破产 逃亡,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城乡残破。残酷的镇压、掠人为奴和强迫同化 政策,激起了中原人民的顽强抵抗。为了使金朝在新占领土的统治得以巩固, 并集中力量消灭南宋政权,金朝统治集团在入金的契丹、渤海、汉官的强烈 要求下,逐渐改变了对汉地的统治方式。
     二 秩序的恢复和生产的发展
     皇统议和后,战事减少,熙宗支持朝政改革,一些辽朝和北宋降官渐被 任用,中原统治秩序开始恢复。朝廷开始加强对地方官的监督考察,军帅为 所欲为的状况逐渐扭转,有些贪污骄横者也受到了惩处。 世宗即位后,致力于安定秩序,发展生产,结束了由海陵南伐造成的混乱局面。他遣使出抚地方,发仓粟,赐币帛,赈贫乏,廉察官吏,惩治贪污。 减不急之役,与宋议和,关心民间疾苦,定赋役之法,以财产多少分别户等, 使赋役均平。 一些地方官也重视通市易、修水利,致力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一系 列措施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安定的环境为广大农民提供了从 事生产的必要条件。 皇统、大定年间两次与南宋签定和议,结束了战争状态,金朝进入了和 平发展时期。在女真、汉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残破的北方经济开始恢 复和发展。
     (一)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措施
     金朝统治者历来重视农业生产,早在太祖、太宗时期,每占领一地,都 安排女真人屯田戍守。但生产的恢复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直至世 宗即位后,国家才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统治者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使农业生产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带动了手工业、畜牧业和商 业的发展。 招集流民和奖励垦荒金朝以农立国,以农业为本。早在太祖、太宗时, 尽管戎马倥偬,战事频仍,也不废农事。如下宁江州、黄龙府、泰州后,均 遣人屯种。所降辽人,多安置于膏腴之地,使不废农业。宜、锦、乾、显诸 州降后,太祖特别下诏:“诸州部族归附日浅,民心未宁。今农事将兴,可 遣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天会二年(1124 年), 给都统宗翰田种千石、米 7000 石、马千匹以赈新附之民。又诏“新降之民, 诉讼者众,方今农时,或失田业,可俟农隙听决”。当北宋请降之际,也先 下诏劝农。甚至在大批迁移女真人时,也不使其贻误农事。九年(1131 年), 下诏给新徒戍边户耕牛。“其续迁戍户在中路者,姑止之,即其地种艺,俟 毕获而行,及来春农时,以至戍所。”
     熙宗时,曾采取省徭赋、去弊政、赎 放典卖奴婢等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的措施,中原曾出现短暂的稳定。 海陵大兴土木和签军南伐,又一次破坏了中原的生产和社会秩序。世宗 在结束战争和实行治理的同时,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这时, 大规模的迁民活动终止,垦荒、种艺的规章、制度逐渐确定。世宗下令招集 梁山泊流民复业,给以官田。同时规定:“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 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缺。 凡官地,猛安谋克及贫民请射者,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十亩,中男半之。请 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己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 税,七年始征之。自首冒佃比邻地者,输官租三分之二。佃黄河退滩者,次 年纳租。” 同时,派官巡查诸路,责成猛安、谋克和地方官劝督,以成绩优 劣定赏罚。 章宗以河南地广人稀,招集他路流民,量给官田和闲荒土地,募民佃耕 唐、邓、颖、蔡、宿、泗等处土地,官为提供耕牛。愿为己业者,免税三年; 愿请佃官、闲地者,免租五至八年。同时要求汉民和猛安谋克户以土地的十分之一至三栽种桑果。明昌五年(1194 年)更明确规定,“能劝农田者,每 年谋克赏银绢十两疋,猛安倍之,县官于本等升五人(阶?)。三年不怠者 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官升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数加至徒一年。 三年皆荒者,猛安谋克追一官,县官以升等法降之” 。
     减轻人民负担世宗即位后,立即将海陵签发的河北、山东、陕西南征军 放还。同时诏谕避乱、逃役的农民复业。罢国家不急之役,运输、兴造等役 使民夫多改为和雇,或酌情减免租赋和杂税,或使宫籍监户,东宫、诸王人 从和军夫充役。这些措施的实行,使中原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了 辽宋时期的水平。 如河南地区平均亩产可达一石, 水田可至四五石。
     《金史 世 宗纪赞》说,世宗时,“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上下相 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虽不无溢美之嫌,但却是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 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加的客观反映。 水利的兴修金朝的一些地方官,能致力于兴修水利,减轻水患,造福一 方。如雄州归信县, “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涨溢害民田”,县令马讽 “视 地高下,疏决之,其患遂息”。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庞迪,“开渠溉 田,流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纪其政绩” 。皇统元年 (1141 年),陕西大旱,同知京兆尹、权陕西诸路转运使傅慎微 “复修三白、 龙首等渠溉田,募民屯种,贷牛及种子以济之,民赖其利” 。为了减轻陆路 运输的负担,大定三年(1163 年),世宗亲自安排疏浚运河,以宫籍监户和 东宫、诸王人从以及五百里内军夫充役,不役民夫。 自金世宗时起,更多次役军、民夫治河以防水患。金代,水患最严重的 是黄河。自废刘豫,黄河尽入金境,“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 。
     金设都水监、都巡河官和诸埽巡河官,掌“巡视河道、修完堤堰、栽植榆柳、 凡河防之事” 。大定元年至二十九年,有记录的河决达六次,修治黄河先后 役民夫、军夫数百万,却没能从根本上解除黄河水患。 为便利漕运山东、河北之粟至京师,除引黄河、漳水、滹沱、拒马、沙 河和北清河水外,大定十二年,兴工开卢沟金口,引水入潞河,以解决“自 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 的困难,役京师千里内民 夫,并以百官从人助役。“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 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 后虽议求识河道者妥为 措置,竟未能实行。至二十七年,又不得不堵塞金口,引水所灌稻田又重新 改种禾麦。 金朝在水利兴修上用工不少,而收效甚微。至金末,水患则成为与政治 腐败、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同样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农业生产的发展
     金朝农业生产的突出成就是女真内地农业发展较快。辽代宁江州、达鲁 古城、泰州等地有较好的农业生产基础,带动了女真人农业生产的发展。大 批汉人的北迁,带来了先进的工具、技术和熟练的劳动力。所以,金初 20 年间,女真内地农业经济状况迅速改观。 生产工具的应用与改进女真刚刚进入阶级社会,发展相对缓慢,但在辽、 宋先进经济的影响、带动下,生产迅速发展。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着,金 朝的生产工具有铧、犁、镰、锄、锹、镐、铲、鱼形铡刀、双股垛叉、耙等, 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在辽和北宋的基础上,结构也有改进,能适应不同地区 的不同需要。如黑龙江逊克县出土的金代犁铧,结构、形体继承中原犁铧的 传统,且更富有特点,有的犁铧把犁刀接铸在犁铧刃的一侧,使两者结合在 一起,以适应开垦荒地。
     “北京路宗州一带有类似北宋洛阳铧的铁犁铧,分 大、小两种。犁上附有分土器即“铁踻头”,能疏松两侧的土壤,清除两侧 的杂草,同时能向苗根培土。这种踻头也有大、小两种。犁镜较河南禹县白 沙镇出土的北宋犁镜为落后,但犁牵引转动灵便,与元初王祯《农书》所绘 形制相似。”“镰有直刃细柄、曲刃裤柄和曲刃钹镰等三种。” “各地还出 土专用于割谷穗的手镰。镰的大小、样式不同,是为便于收割高棵作物和矮 棵作物之不同而制成的。所有这些说明,金代中期以后农业生产工具以及与 之相适应的农耕技术已有很大的进展和改观。” 反映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 和生产技术已经广泛地推广到了东北地区。 耕地面积扩大,户口增加社会秩序恢复后,逃亡的农民逐渐复业,荒芜 的农田得以重新开垦。世宗、章宗重视奖励垦荒,在中原地区土地大量垦殖 的同时,临潢一带也有大量军户、民户从事屯戍和种植。东京婆速府路、西 京的丰州、河南洛西山中、北京路的兴州等地还开垦了大量山田。大定年间, 军民的土地纠纷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土地大量垦殖,可垦荒地数量减少 的客观事实。时人的记载也说,大定时,“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 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 《金史食货志》载,属于女真猛安谋克、在都宗室将军司和迭剌、唐 古二部五乣的耕地为 170 多万顷,如以民田与此各半计,则全国垦田数可达 350 余万顷,相当于北宋太宗后期全国的垦田数目。 与土地大量垦殖相适应的是金朝户口的增加。金初,北方人口锐减,随 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口数目大幅度回升。大定初,全国有 300 余万户, 大定末增至 678.9 万余,口 4470 万。明昌六年(1195 年),户 722 万余, 口 4849 万余。泰和年间是金朝户口鼎盛时期,比大定二十七年(1187 年) 增加 162 万余户,882 万余口。 世宗时期户口的大量增加是逃亡农民归业的反映,章宗时的户口数增长主要是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户数的大量增加,或许与部分奴隶放 良后自立门户以及女真人大家庭逐渐解体而为小家庭所取代有关。
     (三)手工业的发展
     在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手 工业主要生产部门有矿冶、采盐、纺织、造纸、印刷、陶瓷等。它们继承了 辽和北宋的技术,有些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超出了辽、宋的水平。
     矿冶与铸造部落联盟初建时,有些生女真部落已经掌握了冶炼和铸造技 术,有了专业的铁工。如加古部乌不屯为铁工,完颜部曾向他购买铁甲。温 都部乌春,也以锻铁为业。当时的完颜部还不会炼铁和制造铁器。随着金统 治范围的扩大,铁矿产地增加了。熙宗以后,采矿和冶炼业逐渐恢复。海陵 正隆二年,始议鼓铸,三年,“遣使检视随路金银铜铁冶” 。世宗大定十六 年(1176 年),“遣使分路访察铜矿苗脉” 。西京路的大同府、朔州,河 北路真定府,河南路汝州的宝丰、鲁山,邓州的南阳等地产铁,西京云内州 更有特产青镔铁。 除文献记载外,从考古发掘得知,女真内地也有一些铁矿得到了开采。 黑龙江阿城东南与五常毗邻的半山区小岭、五道岭一带发现了金代早期冶铁 遗址,遗址分布区西线的阿什河滨,已发现矿井十余个,最深的有 40 米,分 采矿和选矿两个作业区。在铁矿东、西、南三面山坡上,散布着 50 余处冶铁 遗址,遗留下很多炼铁炉、炼渣、铁块和铁矿石。
     由于冶铁业的发展,铁器的铸造和使用也十分普遍。金朝铁器种类很多, 有生产工具,也有生活用品。辽宁绥中县城后村金朝农村遗址曾出土大批铁 制农具。吉林省吉林市郊发现的金代窖藏也出土了铁器数十件,既有农具铧、 犁、铲、刀等,也有手工工具斧、凿、锤、锯等,还有生活用品釜、熨斗, 车马具、渔具、锚钩和武器叉、矛等。“从冶金技术上看,当时不仅掌握了 铸造和锻造技术,并且掌握了炼钢技术。” 此外,真定府产铜,宝山县、坟山、西银山等地产银,其中坟山、西银 山有银窟 130 余处。世宗时期规定,“金银坑冶,恣民采,毋收税” 。但对 铜的控制较严,海陵时不准铜出境。为满足铸钱的需要,括民间铜器。世宗 时,仍“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值之半。惟神佛像、钟、磬、 钹、钴、腰束带、鱼带之属,则存之”。 这一时期,煤的开采和使用较前更为普遍,不仅用作烧瓷、炼铁的燃料, 而且广泛用于民间取暖和日常生活所需。女真人“起居其上”的火炕也传到 了中都、西京一带,并以煤炭作为取暖的燃料。
     纺织女真建国前,就有家庭纺织工艺,布曾是他们与辽互市的重要商品 之一。富人用细布,贫苦人家则用粗布。灭辽、宋后,更继承了辽宋纺织技 术和工艺,纺织业得到了较大发展。 真定、平阳、太原、河间、怀州等地有规模较大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金 朝在这里置绫绵院,设官“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同时在金朝境内也有大 量私营纺织业作坊。山东西路东平府产丝、绵、绫、锦、绢,河北东路大名 府产绉、縠、绢,河北西路河间府产“无缝布”,河东北路的隰州有特产卷 子布,东京路辽阳府产“师姑布”。中都路平州的绫,相州的“相缬”等, 在辽、宋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1988 年,黑龙江阿城市巨源乡出土了金齐国王墓,墓中出土男女服饰 30 余件,所用原料有绢、绸、罗、锦、绫、纱等。这些织品“蚕丝质量好,丝 线粗细均匀,有光泽,织品经纬线排列细密,弹性、韧性良好。织工精湛, 大量采用挖梭技术,织金品占有相当数量,有织金绸(绫)、织金绢、织金 锦等” 。这批服饰,绣法灵活多变,颜色丰富多采,花纹图案精美繁密,服 饰制作考究,不仅提供了金朝纺织品实物,而且反映了金朝印染、刺绣、缝 纫的水平。
     制瓷建国前,女真无瓷,所用器皿多为木制。进入辽、宋地区后,金朝 的制瓷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原有的瓷窑很快就恢复了生产,女真内地也开始 烧制陶、瓷器。 原北宋境内的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仍是金朝主要的瓷器产地。 徐州萧县白土镇在宋朝时就有 30 多个瓷窑,烧制白瓷,有窑工数百人。白土 镇发现的一件瓷瓶,刻有“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 慈氏菩萨”和“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的题记。说明最晚在金熙宗时, 这里已经恢复了制瓷业生产。河北的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对辽朝的制瓷业 有很大影响。至金,定窑仍是白瓷的重要产地,1985 年在吉林农安县发现了 一处金代窖藏,出土白釉瓷器 37 件,“胎质细白,釉调润泽,多呈乳白色, 有的间存泪痕;制作规整精巧,采用了复烧法。有芒口,露出一线瓷胎,可 以判断这是一批金代定窑的产品”。其烧造技术沿用了北宋定窑的传统工艺, 在装饰花纹和技法上又与北宋时期有所区别。装饰花纹趋于多样化,以鱼、 龙、荷花、牡丹、萱草、缠枝花卉为多。鱼龙纹形态各异,生动自然,与出 土的金代铜镜、牌饰鱼龙图案相同。北京海淀区南辛庄金墓出土了一些白瓷 碗、盘、注子、盒、盆、罐,“大都质量较高,胎质洁白细腻,釉色晶莹纯 正;盘碗等器物制作时采用了复烧工艺” 。其中有些器物制作十分精致,与 河北曲阳县定窑遗址出土的北宋白瓷器的烧制水平不相上下。而在胎壁厚 薄、釉色透明等方面甚至有所提高。北京门头沟区发现了辽代的龙泉务窑遗 址,而北京地区多处金墓中出土的大量白瓷器表明,或许龙泉务窑在金代仍 在应用,并且产量相当可观。 河南等地近年相继发现了金代磁州窑生产的人物瓷枕、卧女瓷枕和白釉 黑花瓷梅瓶。北京、黑龙江等地也发现了一些定州窑、耀州窑、磁州窑和钧 窑的产品,它们都为研究金代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
     除北宋的瓷器生产地的瓷窑继续使用外,东北地区的制瓷业也得到了发 展。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址,是东北地区规模较大的窑场,它的制瓷业自金初 一直延续到金末,产品以黑釉为主,并用煤作燃料。此外,黑龙江阿城市也 发现了金代窑址。 造纸与印刷金朝在与北宋开战之前,就已经吸收了一批辽朝的汉人和渤 海人官僚,这些人自辽以来,就十分重视搜集宋版书籍。在包围汴京的战争 中,金人每次都索要书籍。宋朝的国子监、三馆秘阁书籍和鸿胪司经版都被 运往金境。及至统治中心移入中原后,在辽、宋的基础上,金朝的造纸和印 刷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刻书业遍布中都、河北、河东、南京、京兆等路,如 河北西路的真定府、邢台、宁晋、浚州,大名府路的大名,南京路的毫社, 河南府少林寺,京兆府路的同州朝邑,河东南路的隰州、蒲州、泽州、山阳、 河内,河东北路的太原府、五台山,山东东路的济南、宁海、莱州,山东西 路的曲阜等都有刻书业,而中都、南京、平阳(今山西临汾)、宁晋等地刻 书业更盛。
     金代的书籍有官本和坊本之别。官本书籍有国子监本、史馆本等,而以 国子监本为主,同时金朝也在一些刻书业中心如平阳等地设官书局。诸学校 所用经史诸书为国子监印行,其中或许有北宋刻版,也当有一定数量的金刻 版。它们除印刷经史外,也刊印当时人的作品。 平阳除官书局外,还是出版商聚集之地。当地书坊可知者有李氏(李子 文)、中和轩王宅、晦明轩张宅(张存惠)和藏书家刘氏(刘祖谦之子敏仲) 等,此外,宁晋县唐城荆里庄荆祜、太原刘生等都曾开坊刻书。 金朝官私刻印的书籍除国子监本经史 29 种和 《贞观政要》、 《旧五代史》 等外,尚有时人的诗、词、文集、类书、字学和释道典籍、医书等。可知者 有完颜铸的《如庵小稿》,赵秉文的《滏水文集》、《法言微旨》,王朋寿 的《增广类林》,文同的《丹阳集》,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伤寒明 理论》以及《通鉴节要》、《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等。大定年间,搜集道藏 遗经,聚集良工,刻印《大金玄都宝藏》6455 卷,602 帙。流传至今的金版 书籍有宁晋荆氏刻本《崇庆新雕五音集韵》和《赵城藏》4000 余卷。 平水版书籍镌印极精,如刘敏仲校刻的书籍,“蝇头小楷,雕镂极工, 虽南宋精椠不能及也” 。
     印刷业的发展是以造纸、制墨业的发展为条件的。河东南路盛产枣木、 梨木,可用于刻版。稷山竹纸和平阳白麻纸都是当时有名的产品,太原府有 造墨场,这就有力地支持了平阳的印刷业,使之成为金朝公私出版业中心。 中都、南京和河东南路文化发达,士子对书籍的要求促进了印刷、造纸 业的发展,河东南路仕宦之家“家置书楼,人蓄文库” ,也是金朝出版事业 兴旺发达的反映。 制盐 金朝盐产甚丰,山东、河北、速频、东京诸路有海盐,上京、中京、 西京路有池盐。山东东路的益都、滨州、宁海、莒州,河北东路的沧州、宝 坻等地产海盐。河东南路的解州、西京路的狗泊、北京路的大盐泊和乌古里 石垒部等地产池盐。丰富的盐产是金朝的宝贵财富,是沿边榷场贸易的商品之一,其利可佐边用或易粟以济民食。 火器制造 火药用于战争始于北宋,北宋人发明了火箭、火球、火蒺藜和 旋风炮等火器。金人继承了北宋火器制造技术,所制火器有很强的杀伤力, 在与蒙古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唯一能使蒙古人生畏的武器。金人制 造的火器有铁火炮、震天雷、飞火枪等。 金兴定五年(1221 年),在对宋的战争中曾使用铁火炮,南宋人赵与 在《辛巳泣蕲录》中记录了这种火炮,它状如匏而口略小,由生铁铸成,厚 二寸,其声大如霹雳。 开兴元年(四月改天兴,1232 年)三月,汴京被围,守军曾用火炮震天 雷、飞火枪等武器防城。“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 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以上,火点著铁甲皆透。”
     《金史蒲察官 奴传》还记载了飞火枪的制造方法:“枪制,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 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哀宗出走归 德时,也曾用飞火枪守城,其使用方法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 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 与《金史赤盏合喜传》所说的“注 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人亦不敢近。大兵唯畏此二物”是一致的。 火药除用于军事外,也用于狩猎,它说明金代火药制造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范围的扩大。 造船 女真人生长在白山黑水之间, 他们之前的挹娄人已经掌握了造船技 术,女真人也应继承了他们的造船业。但挹娄人所造的小船只适宜于内河航 行,金朝制造海船、巨舰的技术当承自北宋。 海陵南伐前,在通州造船,其技术、样式皆取之于宋。当时,指导造船 的徐文,制定舟船式样的张中彦等都是宋降官,其技工有的来自福建。张中 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尾自相钩带,谓之‘鼓子卯’,诸匠 无不骇服”。至发舟入水时,则“召役夫数十人,治地势顺下倾泻于河,取 新秫秸密布于地,复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众乘霜滑曳之,殊不劳力而致诸 水” 。
     据蔡珪记载,金朝还能制造一种冬季在结冰的河中航行的船。
     《中州集》 收录了他的一首诗称:“船头傅铁横长锥,十十五五张黄旗,百夫袖手略无 用,舟过理棹徐徐归。”这种能够破冰而行的船,使船夫的劳动条件和劳动 强度得到了改善和减轻,是后世破冰船的雏型。 世宗、章宗时,沿河诸州税粮多以漕运至京师,辽东、中京米粟则可航 海至山东,官、私造船业的发展也当与此相适应。金朝都水监吏人撰有《河 防通议》,对造船所用木料、规格、数量和各种船只的载重量等都有详细记 录,也可看出金代造船业发展的一般状况。
     (四)畜牧业
     女真人建国前就有一定数量的畜牧业,马匹是他们的重要财富。建国后, 征服了游牧的契丹人,增加了大量的草场和畜群,畜牧业成为金朝的重要生产部门之一。
     金朝将游牧的契丹等各部族编入群牧,仍依辽制设官管理。《金史兵 志》载:“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抹之为言无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 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仍辽旧名,各 设官以治之。又于诸色人内,选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谋克蒲辇军与 司吏家余丁及奴,使之司牧,谓之群子,分牧马驼牛羊,为之立蕃息衰耗之 刑赏。后稍增其数为九。契丹之乱遂亡其五,四所之所存者马千余、牛二百 八十余、羊八百六十、驼九十而已。”这是经过耶律大石割据西北夺走了辽 末群牧马匹,正隆南伐大量括马和耶律撒八、移剌窝斡起义等社会动乱劫后 所余的数目。此后,世宗时在西北、西南泰州、临潢、抚州等地设群牧七所。 制定了群牧管理及群牧官、详稳脱朵、知把、群牧人滋息损耗赏罚的制度。 群牧的马匹,至三岁则付女真人牧养,牛可借与民户用于耕种。至大定 二十八年(1188 年),马数达 47 万,牛 13 万,羊 87 万,驼 4000。
     (五)商业
     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金朝的商业也得到了恢 复和发展。但各地商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女真内地,建国初经济发展水平 较低,还处于“其市无钱,以物博易” 的状态。中原地区社会秩序稳定后, 商业活动很快便活跃起来。 商业的发展中都大兴府不仅是金朝的政治中心,而且是重要的商业城 市。早在金初,在辽朝南京的基础上,商业活动依然繁盛。太宗时,出使金 朝的宋使许亢宗就说这里“户口安堵,人物丰庶” ,陆海百货,萃于城北市 中。自贞元定都后,城市规模扩大,人口猛增,城周三十余里,皇城九里余; 居民 20 余万,人口可达百万。所辖州县产铜铁金银、食盐、药材和丝织品。 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东至通州可达漕运、海运,经平、滦和古北 等诸口可达上京、北京,南经涿、易、雄、霸可至河北、河南诸路。 南京开封府曾为北宋都城,商旅云集,百货荟萃,酒楼市肆,无比繁华, 虽遭战乱破坏,但经海陵重修后,也渐至恢复。大定九年 (宋乾道五年, 1169 年),宋使楼钥看到的是 “城楼雄伟,楼橹濠堑壮且整,夹壕植柳如引绳然”。
     相国寺依然于每月三日、八日开寺,买卖者甚众。市内百货依旧有行,物品 各有定价,“接伴所得私觌物尽货于此”。虽经海陵南伐,举国备受骚扰, 商业活动却得以迅速恢复。章宗时,户口增至 74 万。宣宗南迁后,百官、富 户迁入,商旅竞相趋利,繁盛益增。 宿州新筑的州城雉堞甚整,城中人物繁庶,酒楼建筑甚伟,市肆买卖兴 隆,食品、药材、米面、书籍诸物应有尽有。归德(今河南商丘)、杞县的 商业活动也很活跃,都设有专管商税的官员。 河北各城镇恢复更快,宝坻辽时就商旅云集,入金后繁华如故。岳飞的 家乡汤阴县“市井繁盛,大胜河南”。相州、磁州也都有食店、酒楼,相州 人烟更盛,“秦楼街尤繁华”,自北至南有七八里,士女衣着也都整齐漂亮。金朝商业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女真内地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的发展。随着 大批汉人的北迁和宋朝使臣的往来,上京会宁府与外界联系增多,经济、文 化受辽、宋影响日深,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与咸平府、东京辽阳府都成 了北方商业活动的主要场所。 为管理商业活动,金朝在商业繁盛的城市设置了相应的机构。如中都有 市令司,“掌平物价,察度量权衡之违式、百货之估值”;都商税务司,设 令、使、副使、都监管理商税,巡查逃匿税金者;都曲使司,置使、副使掌 酿造酒曲和监理酒税。山东、宝坻、沧、解、辽东、西京、北京等地有盐使 司,掌食盐之利。其他诸京、州镇置都曲酒使司或酒使司、醋使司等,课及 10 万贯以上者置使、副使、都监,5 万贯以上者置使、副使,其余则视税入 多少分别置都监、同监等。
     与商业发展相适应,货币、典质、店宅等业都有了相应发展。南京有交 钞库,掌出入钱钞兑换之事。中都、南京、东平、真定有流泉务,为官营质 典机构。此外,中都、南京有店宅务,中都还有别贮院、木场等,分别掌管 货物的贮存、发放和拘收。 金朝与南宋、西夏和北方各部族间的贸易也十分活跃,这种境外商业活 动主要通过榷场进行。 金朝渴望得到宋朝的手工业品,早在太祖与北宋交往之际,就将置榷场 作为协议内容之一。至皇统二年(1142 年),金宋议和,双方各置榷场。金 所置有凤翔府,开封府,寿、泗、唐、邓、颖、蔡、巩、洮、秦、密诸州和 胶西县等数处。海陵伐宋时,榷场停罢,世宗时再置。 金与西夏间互市榷场有兰州、保安、绥德、环州等数处。与蒙古交易有 燕子城、北羊城、东胜、净州(天山)、庆州、辖里尼要等处。与高丽有来 远军等处。 诸榷场置使、副使、判官、管勾等官管理互市贸易。金从榷场买进羊、 马、茶、荔枝、柑桔、橄榄、沙糖、生姜和犀象丹砂等,向境外贩卖食盐、 丝、绵、绢、锦等,同时严禁现钱、铜和可作军器之物出境。 榷场贸易加强了金与宋、夏、蒙古间的经济联系,也增加了金朝的商税 收入。大定间,仅泗州、秦州两处税入就达 8.7 万余贯,承安间增近 23 万贯。
     货币的使用女真人初期交易无钱,建国后使用辽、宋旧钱和刘豫铸造的 阜昌元宝、阜昌重宝。海陵迁都后,开始铸造铜钱和印行交钞。章宗时,又 开始制造银币。纸币和银币进入流通领域,开创了我国货币史上的一个新阶 段。 正隆二年(1157 年),金朝决定铸造钱币,但铜材短缺,于是禁铜出境, 括民间铜器分别运往中都和南京。三年,于中都置宝源、宝丰二钱监,京兆 置利用监,共同铸造“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 之”。 由于金朝镜内缺铜,官豪之家又多积贮铜钱,故铜钱不敷使用,民间物 轻钱重,贸易艰难,金朝屡申销钱为铜器之禁,并遣使分路访察诸路铜矿苗 脉和以官钱市易金帛诸物,使钱币流通。
     大定年间,于代州设阜通监,铸“大定通宝”,字文肉好又胜于“正隆 通宝”,十九年(1179 年),铸至 1.6 万余贯。 二十七年,又在曲阳县设利通监。至章宗时,阜通、利通二监,每年铸 钱 14 万贯,费用则高达 80 余万贯,于是废罢二监。泰和年间,又铸当十大 钱,篆文曰“泰和重宝”。 终金之世,所铸钱数目有限,前代各种钱皆在境内流通。从金朝墓葬和 窖藏中发现了上至西汉“四铢半两”,下至南宋孝宗“淳熙元宝”等各种钱 币,包括新莽、东汉、隋、唐、后周、后汉、前蜀、南唐、辽等历代所铸, 而以宋钱为多。同时,也出土了一些“正隆通宝”和“大定通宝”。 金朝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正式使用纸币——交钞。贞元二年(1154 年), 户部尚书蔡松年依宋交子之法,印造交钞,与钱通用。置印造交钞库和钞引 库,设使、副使、判官各一员,都监二员,主持印造交钞诸事。交钞分大钞、 小钞,大钞为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小钞分一百、二百、三 百、五百、七百五共五等。初定流通期限为七年,后则取消年限,若字文漫 漶者,则以旧换新,量收工本费。 铜钱与交钞外,白银在流通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一直与钱钞并行。金初, “银每锭五十两,其值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遂低昂” 。为了消 除这一弊端,承安二年(1097 年),铸造银币“承安宝货”,与钱、钞共同 使用。
     《金史食货志》载“承安宝货”自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 二贯。近年,在黑龙江省相继发现了五枚一两半“承安宝货”。据古钱币研 究者考证,“承安宝货”应为一两、一两半、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承 安宝货”的铸造与使用,突破了白银作为称量货币的旧制,这又是我国货币 史上的一大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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