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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辽朝的社会经济

    从经济结构分析,辽朝境内的民族大体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处于原始氏 族部落制阶段的以渔猎为主的部落民;以契丹等诸部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经 营定居农业的汉、渤海等民族。因此,辽朝的经济也存在着多种形式、多种 成分,境内有比较发达的农业、牧业、渔猎业,独具特色的手工业和相当繁 荣的商业。
     第一节  土地占有与赋役制度
     一 土地所有制及其变化
     辽朝境内各民族的经济结构、经营方式不同,对土地的使用、占有方式 也不同。一般说来,南京、西京的农业区以私人占有制为主。东京土地私有 制受到来自契丹贵族的冲击。中京、上京为牧区与半农半牧区,并有较多的 投下州。适应这种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也发生 着变化。“契丹之初,草居野处,靡有定所” 。遥辇阻午可汗时,涅里整顿 部落,才确定了各自的分地,于是契丹各部有了各自固定的游牧范围。国家 建立后,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因此,过去为 部落公有的土地实际上已转化为国有土地,并以分封的形式转为领主占有。 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私有制又不断地冲击着国有制,于是上京和中京地区, 土地所有制呈现着错综复杂的变化关系。
     (一)国有土地与部落的牧场
     辽朝国家设有群牧,是为国家提供马匹、牛羊、骆驼的机构。群牧的草 场、牲畜均属国家所有。群牧多在大兴安岭南端西麓。可知者有迪河斡里朵、 斡里保(斡里本)、蒲速斡、燕思、兀者等。群牧官由国家委任,司牧者是 诸部族富户或品官家子弟、余丁或奴隶。他们在国有的牧场上放牧国有的牲 畜,供国家需要。
     为了防御的需要,辽朝在西北边境设置州城,屯驻军队。屯军一方面从 事耕牧,一方面守卫边境。他们耕种的农田和游牧的草场也属国家所有,生 产的谷物、牲畜提供边备所需。这两种土地无论所有权还是使用权均属国家, 是名符其实的国有土地。 契丹诸部的游牧地,本属部落公有。阿保机建国后,在遥辇八部的基础 上,重新编组部落并再次确定诸部的游牧范围。这次调整的结果,将上京道 中心地区,西起大兴安岭南端的庆州、仪坤州,东到鸭子河流域的长春州, 北自挞鲁河(今洮儿河),南至中京北界广大地区,全部划归了辽内四部族。 其余诸部,则分别被安置在其四周。诸部落的游牧地是由最高统治集团分配 确定的,诸部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这类土地的使用,其最高支配权仍属于 皇帝代表的国家,它是在部落占有制形式下的国有土地。而部落成员因地位 不同,对部落公有的牧场在使用上也存在差异。 辽朝前期,诸王、公主、驸马、功臣多建有投下。从投下户需向国家缴 纳田赋看,诸投下户使用的土地也是国有的。投下主人在这些土地上享受特 殊的优待,享有国家允许的某些经济实惠。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投下制逐 渐衰落,一些投下州收归国家所有。
     上京诸州由俘虏、移民垦殖的荒地以及南京等地区的荒闲土地属国家所 有。圣宗时许民开垦的燕乐、密云二县荒地,即属于这类土地。朝廷可根据 需要划出界线,以为牧场,也可招徕农户垦种,酌免租赋数年,这些农户就 成了耕种国有土地的官佃户。一些农户可立籍缴纳赋税,于是这类荒田就变成了耕种者的私产。朝廷或清道有时遣使至各地检括荒地,如为人所冒占私 耕,或没收入官,或立契定赋。
     (二)诸宫提辖司所掌土地
     辽帝各斡鲁朵皆设有提辖司,管理诸宫所属蕃汉转户。蕃汉转户多从事 农业,以南京、西京、奉圣州、平州为多,中京、上京也有少量提辖司所属 蕃汉户。他们耕种的土地属斡鲁朵所有,实际上就是皇帝的庄园。
     在诸宫卫大量占有土地的同时,一些契丹贵族、汉族官僚的庄园也有了 很大发展。如圣宗时的俘臣李知顺,占籍中京,“庄宅田园,奴仆人户,牛 驼车马等,卒不能知其数” 。王继忠被俘后,家无奴隶,圣宗一次就赐宫户 三十。冯从顺统和十七年望都之役后入辽,“车乘服玩,台馆园林及藏获之 徒,皆国家所给” 。在中京,汉人地主的庄园有了很大发展。这些庄园的所 有者,都是辽朝的蕃汉贵族。
     (三)寺庙土地 辽朝建国前就建有寺庙。中期以后,佛教盛行,各地广建寺庙,各寺庙 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如义州静安寺,在创建之初,阿保机同族玄孙耶律 昌允及其妻就施地三千顷。蓟州盘山上方感化寺“创始以来,占籍斯广。野 有良田百余顷,园有甘栗万余株,清泉茂林,半在疆域” 。景州观鸡寺有庄 土三千亩,山林百余顷,果树七千余株。寺院地主与国家、世俗地主一样广 占田土,以营佃所入供僧众衣食。
     (四)地主和小农私有土地 东京、西京和南京的土地以私有为主,其中地主广有土地,农民则只有 少量土地,有的完全没有土地,靠佃种地主土地为生。这种情况在中京奚人 地区也很普遍。苏颂、苏辙在他们的《使辽诗》中都记录了这方面的情况。 考古工作者在今河北宣化(辽西京归化州)发掘了几座辽墓,出土的墓志、 随葬品和壁画皆可反映出这一带地主阶级生活的富裕、优越。地主张世卿在 大安年间出粟赈灾,一次就进粟 2500 斛,得授官右班殿直。 韩师训墓壁画 中所绘《饮酒听曲图》、《备装图》,即使不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真实记录, 至少也反映了此时汉族地主和富商的生活状况。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富裕的汉人,即使不为官宦,也可以奴役贫苦的契丹人。壁画中的髡发门吏显系契 丹人无疑。
     二 封建因素的增长与阶级、阶层的变化
     (一)领主、地主和富商
     契丹诸部长官大王、节度使、都监、司徒等,握有管理部落的军事、行 政、经济权力,有些家族则世预节度使之选。这些部落长官实际上就是本部 分地的领主。因此,契丹人的部落只能是保留着部落组织形式的领主占有制 组织机构。 辽朝皇帝的斡鲁朵占有牧场、农田,有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宫户,皇帝 及诸王、公主、驸马、契丹贵族、官僚都是大大小小的领主。
     早期投靠契丹统治者并为辽朝的建立与巩固建有功勋的某些汉人、渤海 人上层,也不同程度地占有土地、人户,他们中一些人既是经营庄园的领主, 也是出租土地的地主。圣宗时期的大丞相韩德让,在上京、中京、西京、南 京、平州、奉圣州都有提辖司,管理属下各地的庄园。中京内省使、知宫苑 司事李知顺,上京户部使冯从顺等在中京也有庄园。
     随着社会的发展,诸王、公主等的投下州也发生了变化。到圣宗时,领 主对属下的控制已日益削弱,国家对投下军州的政治、经济管理职能日益加 强。领主占有制衰落。 太宗时,东丹国中心南移,留居原地的渤海人大批南迁到东京辽阳地区。
     他们中的富户、贵族多拥有部曲。在迁徙中,一些贫苦无力者又为富户所收 容,故东京地区的渤海贵族、富户也多是拥有属民的领主。随着辽朝封建化 程度的提高,东京的领主制也逐步向地主制经济转化。 南京、西京的大土地所有者,多以租佃方式经营地产。中京的奚人,也 多将土地租给汉人和渤海人耕种,他们或成为地主,或为小土地出租者。 寺庙的上层僧侣,是寺庙地产的管理者。由于土地来源不同,他们的佃 户既有二税户,也有具有独立自由身分的国家编户。上层僧侣实质上是靠地 租生活的地主。
     由于商业的发展,辽朝境内也出现了富有的商人阶层,他们或经商于五 京、州县,或来往于辽、五代诸国、宋境,有的甚至成为代表辽朝办理交涉 的使臣,如辽太宗时的回图使乔荣经商于晋境,又为辽朝商业贸易的代表, 并可作为使臣与后晋交涉政务。西京归化州的韩师训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
     (二)牧民、农民和手工业者
     游牧的契丹人,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 的分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承担着部落和国家的赋役负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 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他们是牧区的劳动者、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 者,是部落贵族的属民。 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被编入州县,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靠租种 地主土地为生的佃户。他们无论经济地位如何,都是具有自由民身分的国家 编户,并承担着国家的赋役负担。寺庙的佃户多是贵族、官僚随同土地一起转赠的,是既向国家纳税又向寺庙交租的另一种形式的税户。 辽朝境内也有一些从事手工业产品制造的个体手工业者,他们同农、牧 民一样是国家赋役的承担者和财富的创造者。
     (三)宫分人、奴隶和著帐户
     宫分人的情况比较复杂,就民族成分讲,有契丹人、奚人、渤海人、汉 人和乌古敌烈、女真等诸部人。究其来源,汉人、渤海人和各部族人多为战 争俘虏,契丹人则或为宫卫建立时析部族所得,或为自愿投附者,或后妃出 嫁时陪嫁的媵户和贵族犯罪没入者。他们的身分、地位也不相同。有的享有 自由民身分,占有一定数量的奴婢、部曲,本身就是领主、地主,并可任高 官。如宫分人中的八房子弟,是耶律欲稳的后裔。欲稳本为突吕不部人,自 其祖台押时,就与耶律家族关系密切,有保护阿保机父辈之功。阿保机初置 宫卫,欲稳率部曲来归,附宫籍,为宫分人。他官至奚迭剌部夷离堇,弟霞 里为奚六部秃里,祖台押配享皇室耶律家祖庙。穆宗朝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 葛,虽为宫分人,却与穆宗为布衣交,并占有宫户。景宗、圣宗时的韩德让, 位极人臣,却一直到统和二十二年才出宫籍,赐国姓,隶季父房,并进而建 文忠王府,一跃而成为斡鲁朵主人。他们不但是部曲、奴隶的主人,而且是 辽朝的高官,他们的家族属辽朝统治集团行列。
     大部分宫分人是有少量财产的农、牧业劳动者,是领主占有制下的农、 牧民,有自己的财产和家庭,享有较奴隶为多的自由,但对主人仍有很强的 人身依附关系,不经允许,不得脱离主人。主人却可按自己的意志将他们转 送与人。他们承担的赋役,是主人的私人收入,同时按主人的意志提供力役。
     而他们承担的军役,则是以向主人提供的方式为国家的军事目的服务。这一 类宫分人,在地位上与诸部部民相似,而在名分上,前者为私人部曲,且人 身依附关系较强,甚至可以被统称为“奴婢”,后者为隶属于地方组织的国 家编户,但比编入国家州县的民户受着较多的控制与约束。 诸宫和贵族都占有相当数目的奴隶。他们从事某些手工业生产和供家内 驱使,圣宗时的稍瓦、曷术二部,原来即由皇室、贵族的奴隶组成。他们当 是战争俘虏和部落制末期沦为奴隶的部民。被编入稍瓦、曷术石烈后,由贵 族私人奴隶转为国家官奴婢。宋朝也有拐骗人口卖到辽境为奴者。
     著帐户是一种特殊的奴隶,他们是由犯罪被籍没的贵族组成的,最早被 没入者是杀害遥辇氏联盟于越释鲁的蒲古只三族人。遥辇后期,他们被编入 瓦里。阿保机死后,皇后述律氏将他们编为著帐户。世宗时,放免为良。此 后,凡贵族、世官之家犯罪,便被没入,编为著帐户。“凡承应小底、司藏、 鹰坊、汤药、尚饮、盥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宫中、诸王祗从、伶 官之属,皆充之” 。他们是宫廷奴隶,皇室占有的奴隶。 著帐户的身分并非终身。原有的著帐户不断放免,新的罪犯不断没入, 故终辽之世,“释宥、没入,随时增损,无常额” 。
     此外,诸部落也有瓦里,管理部落所有的奴隶,而在国家手工业作坊中 从事生产的手工业者,也处于工奴地位。某些被贬黜的官员,也常被罚入作 坊服役。如圣宗朝秘书正字李万因上书“辞涉怨讪”,被处以杖刑后,罚至 陷河冶采炼白银。道宗朝北面林牙萧岩寿因反对和揭露耶律乙辛获罪,被流 放乌隗路,“终身拘作”。
     (四)阶级关系的变化
     辽朝是在游牧的部落联盟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政权,它在政治制度、经济 成分、习俗法规等诸方面必然还有某些部落联盟时期的残余和痕迹。建国后, 辽朝统治者不断扩张境土,统治了农耕的渤海人和部分汉人,又受到了来自 封建经济、政治制度和农业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冲击,这就决定了辽朝境内的 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及文化等方面几种成分并存且不断发生调整变化的社会 进程。 在契丹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在部落组织形式下存在的早期封建制,即领 主制占主导地位。部落组织转化为国家的地方行政机构时,部落显贵、开国 功臣成为国家的上层统治阶级,于是部落内部有了牧主、富裕的牧民和只有 少量牲畜的贫苦牧民,部落节度使等既是国家的地方官员,同时也是本部的 领主。
     自大贺氏联盟时期起,契丹人中已经出现了奴隶,他们来自贫苦的牧民 和战争俘虏。遥辇联盟后期,又出现了因犯罪被籍没为奴的贵族。但牧业生 产不同于农业和手工业,不适宜大量使用奴隶,因而契丹社会一直停留在家 庭奴隶制阶段。建国后,牧业区仍有一定数量的奴隶,主要从事家内劳动、 宫廷服务和手工业生产。随着封建因素的日益增长,从事手工业等专业性生 产的奴隶大批得到解放,编部为民,奴隶制的残余成分日益减少。奴隶主要 从事家庭、宫廷服务,供主人日常驱使。 投下及斡鲁朵所属的民户,为领主、贵族的部曲。但早已有了独立身分 的自耕农民长期被抑为农奴,是不能容忍的。由于投下是在国家准许的情况 下建立的,他们就不可能完全摆脱国家的控制和约束。投下户尽管身分是部 曲而其地位实质上并不完全是领主的私属。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他们也在 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地位。一方面投下军州日益减少,投下户便随之转化为 国家州县民户;一方面对领主的依附关系日益松弛。以投下的变化为先导和 动力,牧区的封建化程度日益加深,社会发展的进程加快。这种变化自圣宗 以来日益深化。 进入辽朝统治集团的汉人和渤海人上层,在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同时, 也像契丹贵族一样建立庄园,占有大量部曲、人户,由地主又蜕变为领主, 身兼地主、领主双重身分,这也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地位决定的。
     在靠近燕云的奚人地区,租佃制经营方式较为普遍。因为它靠近农业区, 有大批被俘和流入的汉人,受燕云先进经营方式的影响,同时,也与契丹上 层早期没有过多地向这一地带伸展势力有关。 总的来说,除战争期间外,西京、南京原有的经济基础没有因归入辽朝 受到破坏,而是在租佃制经营方式上继续发展。东京地区租佃制、庄园制并 存。上京、中京地区变化较大,总的趋势是部落残余日益减少,封建领主制 逐渐向地主制经济过渡。整个辽朝境内,早期决定社会性质的经济成分应该 是领主制。与之相适应的辽政权也应是早期封建制政权。圣宗以后,地主制 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三 赋役制度
     辽朝境内的牧民、农民以及诸属国、属部都承担着向国家缴纳贡赋、提 供劳役和军役的义务。由于身分、地位不同,所承担的赋役名目也多种多样。 而官僚、贵族、诸节度使等却享有免役特权。随着辽朝政治、经济形势的发 展,制度逐渐完善,赋役制度也经历了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大抵在圣宗时期 逐渐确定下来。
     (一)部落民赋役
     契丹和奚人诸部牧民,岁输羊为常赋,以供国家所需和支付官俸。所输 数目,以拥有牲畜的多少为等第。 常赋之外,节度使每年例向皇帝进献鞍马、珍玩。国家有急需、节庆或 婚丧等,贵族、官员、宗室等也另有贡献。如皇帝及太子结婚,宗室、贵族 等需进会亲帐幕、礼物和费用;皇帝死,进助山陵费。这些额外贡献,虽自 诸宫、贵族、官员进上,而其诸物则皆出自部民和贵族的属民。此外,国家 对官员额外加恩,有所颁赐,也皆取自于民。如奚六部大王萧观音奴“俸秩 外,给獐鹿百数,皆取于民” 。 贡赋之外,部民还需出力役,承担修桥、筑路、治河、搬运官物及其他 工程。道宗时,贾师训在同知永州军州事任上,致力于减轻部民负担,又措 置得法,一次就奏减永、龙化、奉圣三州“岁供行在役调计民功三十余万”; 在扈从皇帝春捺钵活动时,“规度春、泰两州河堤及诸官府课役,亦奉免数 万工” 。 部民负担最重者,莫过于兵役。国有军情,皇帝视所需,征调诸宫卫、 诸王府和诸部族军。诸部民则需自备武器、鞍马随从节度使出征。平时,诸 部也各有戍边兵役。诸部戍军由节度使管领,屯驻戍守地区。老弱贫病者留 居部落,由司徒管领从事耕牧。长期的兵役,虽有轮换补充之制,仍给牧业 生产带来影响和损失。圣宗时拓土开疆,镇州可敦城为西北军事重镇,驻兵 屯戍。东北重点防御鸭渌江和黄龙府。西北、东北边境属部时降时叛,屯戍 役户负担日益加重。部落富民被征调戍边,多致破产。有的则雇人应役,被 雇者或中途逃亡,更有死于戍所者。至兴宗时,已成为影响政局稳定和国家 兴衰的严重问题。
     (二)农户赋役
     辽朝境内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户,因居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背景 不同,赋役负担也存在某些差异。《辽史食货志》载:“赋税之制,自太 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韩延徽曾献在草原安置汉人之策,并被采纳。后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参与了制度、政策 的制定。
     “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 。辽朝农户赋 役制度的初定,当在此时。其范围,当只限上京和中京奚人所在地区的农户。 太宗时,渤海故地和幽蓟十六州并入,有必要检核各地户口人丁,从幽蓟十 六州的平稳交割判断,这时的赋役制度当是参照渤海、唐、五代之制确定的。 圣宗和兴宗时,又做过某些修改和局部调整,大致只是数额的增减。 辽朝的赋役,凡田赋,计亩征收;徭役,随户物力高下征调。为均平赋 役,也常括田、括户。
     田赋 南京、西京地区的田赋,与唐、宋一样,分夏、秋两季征收,并有 正色、折色之分。《宣府镇志》载:“统和十八年,诏北地节候较晚,宜从 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这当是夏税的缴纳 期限。 农田有官田、私田两种。私田计亩缴纳赋税。官田又有屯田、闲田两类, 屯田收粟归官,置仓积储,不得擅贷。闲田多募流民耕种,垦种之初,酌免 租赋数年。后或由垦种者承佃,向国家交租;或许农民占为私产,依例纳赋。 东京道多为渤海迁民,赋役之制多从宽减,“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 , 故较南、西二京为轻。 上京、中京道农户多为所俘汉人、渤海人,他们依据身分、地位的不同, 纳税情况也不同。隶属州县的自耕农向国家缴纳田赋;佃耕奚人田土的汉人 除缴纳田赋外,还要按比例向田主交租,即苏辙所说的“力耕分获世为客”, 负担同宋朝境内缴纳分成租的佃客大致相同。
     诸贵族投下户分别向国家和领主缴纳贡赋:向国家缴纳田赋,向领主缴 纳“市井之赋” ,即元好问所说的“输税于官,且纳课给其主” ,所以, 他们被称为“二税户”。 辽朝农民缴纳田赋的数目虽不可考,但根据苏辙的记载判断,当比宋朝 农民负担为轻。他说:“契丹人每冬季避寒于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 上,不敢侵犯税土。兼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惟是每有急速调发之政, 即遣天使带银牌于汉户索取,县吏动遭鞭笞,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 爱惜,燕人最以为苦。兼法令不明,受赇鬻狱习以为常,盖夷狄之常俗。若 其朝廷郡县,盖亦粗有法度” 。苏辙使辽,十分重视体察辽朝国情,他所记 录的辽道宗晚年珍惜辽宋和好关系,蕃汉人户得以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 乐战斗,以及辽道宗佞佛,耶律延禧凡弱,“虽心向汉,但恐不能保其禄位” 等情况皆切合实际,他对燕地汉人负担的记录也颇可信。
     同时,上京、中京一带,赋役制度定于建国之初,出于招徕、安抚汉人, 巩固统治的需要,所定税额也应是较轻的。这从无大批汉人南逃的事实中也 可得到印证。
     此外,寺庙的佃户中也有一些二税户。
     杂税 
     辽朝沿五代旧制,仍有名目不一的杂税,如盐铁税、曲钱、农器钱、 鞋钱、匹帛钱、义仓粟等。商业贸易则有关征。田赋之外,盐铁、曲钱和商 税是辽朝收入的大宗。盐、铁、酒贸易一直由国家控制,实行专卖。为此, 上京置有盐铁司、都商税院;中京置度支使司;东京置户部使司、转运使和 曲院;南京有都曲院、商税都点检、酒坊使;西京置都商税点检;各州县则 分别设有商、曲、盐、铁等都监或院使。辽圣宗统和年间,诸道各州县置义 仓,令民岁出粟入仓积储。义仓粟实为田赋的附加,将国家赈济灾贫的负担 转嫁给农 此外,或为战争所需,或补充群牧,辽朝还不时括富民车马。这种负担, 因并非常赋,故无限额,可因人因事随时而定,其扰民之甚,正如苏辙所见。
     徭役 
     农户向国家提供的力役,有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 等多种名目。主要用于运输、保管官物,维持地方秩序,供官府驱使以及修 河、筑路等工程。徭役的征调,也依户产的多少为等第,但诸州县因所在不 同,有轻重不均之弊。如涿州新城县,驿路所经,辽、宋使节过境频繁,送 往迎来,多役民户。中京松山县,岁运泽州官炭,傍近州县却无此负担。县 令马人望力争于中京留守,才得以均役他邑。同时,由于法度不明,执行不 严,也常因时因地因人而有轻重不同等情。如马人望为南院枢密使,深患民 户徭役之重,遂使民户出钱,官为募役,减轻了役户负担。渔阳定躬冶,每 年修桥路役工千数,主者凌逼,役户不堪忍受,往往出高价以庸代役,伤财 害民。三河县尹刘瑶上任后,亲为措置,只用百工,桥路工程即告竣,民力 得以苏息。又前此役民兴功,经办者多人,“专使交杂,蠹耗乡栅,驱良民 如婢使,取私货若己产”。刘瑶去繁整蠹,委专人董役事,“凡差发,立排 门历,量见在随户物力,遂定三等,配率均平” 。
     (三)属国和属部赋役
     属国、属部随部所出,缴纳贡赋。初期,东丹岁供布 15 万端、马千匹。 后东丹南迁,属东京道,不再为属国。阻卜除马、驼外,岁贡貂皮 1 万张、 青鼠皮 2.5 万张。五国、乌惹等部贡马匹、珍珠、胶鱼皮、貂皮和海东青鹘。 女真贡弓矢、人参、生金、蜜腊、珍珠、布帛、海东青和唤鹿、养鹰鹘的奴 隶。乌隈乌古部初以貂皮、青鼠为贡,因非本土所产,自圣宗统和六年(988 年),从其所请,改为只贡牛、马。回鹘诸部所贡为玉、珠、犀、乳香、琥 珀、玛瑙器、镔铁器、斜合里皮和各色毛织品。 西夏进马、驼、锦、药材、 皮毛等。高丽以布、铜器、人参、纸、墨、藤造器物、龙须草席和酒、醋等 进献。 此外,遇有战事,诸部须按辽廷的要求出兵从征。
     第二节 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 畜牧与狩猎
     (一)畜牧业——辽朝重要经济部门
     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古、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 业。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洮儿河)、额尔古纳河流域, 历来有优良的牧场。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匈奴、乌桓、柔然、突厥、回鹘等部 族也都从事牧业,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契丹人的牧业经济得 到了较大发展。史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 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 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 。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 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捷的物质条件。 羊、马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乳肉是食品,皮毛为衣被,马、 骆驼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
     羊、马是游牧民的主要财产,早在古八部时期,契丹人就以“名马貂皮 入献”北魏,羊、马是与中原农业区交换的主要商品和赠送中原王朝的重要 礼品。大贺氏、遥辇氏联盟时期,契丹各部落入贡和交换的主要物品多是马 匹和羊只。五代初年,耶律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共抗朱温,也曾以“马千匹, 牛羊万计”赠与李克用。后同五代各政权、南唐以及北宋也仍主要以羊、马 等作为礼物和商品,互相交流,换回所需的各种物品。因此,“蕃汉人户亦 以牧养多少为高下”。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 “我有西楼羊马之富, 其乐不可胜穷也” 。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 收的赋税和贡品,是辽朝的重要经济来源,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
     (二) 游牧业经营方式
     契丹等游牧民族牧养的牲畜,羊、马为多,牛、驼次之。四至八月,牧 草繁茂,是放牧的黄金季节。秋季则驱牲畜迁于朝阳背风的平沙处。据苏颂 记载: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 有役则驱策而用,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十分骑。蕃汉人 户以羊、马多少定其贫富等差。其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剪剃,认为 马遂性则滋生益繁。羊也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 繁。他更以诗描述契丹人的羊、马生息情况。 辽朝治下的各游牧部落是集政治、军事、经济各职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
     “有事则以攻战为务, 闲暇则以败渔为生” 。
     每一部落都有自己的游牧范围。 如五院部大王、都监春夏居五院部之侧,秋冬居羊门甸;六院部大王、都监 春夏居泰德泉北,秋冬居独庐金(今山西大同附近);乙室部司徒居鸳鸯泊, 闸撒狘居车轴山(今河北丰南县境);乌隈部司徒居徐母山、郝里河(今内 蒙古哲里木盟境内霍林河);涅剌部节度使居黑山北,司徒居郝里河侧等。 首领所居当在部落活动区域附近,部民“随阳迁徙,岁无宁居”。
     除部落民私有的畜群和部落所属的草场外,辽朝还有国有的畜群与草场 ——群牧。群牧的设置当在辽太祖建国之际。遥辇氏联盟后期,阿保机为迭 剌部夷离堇,掌联盟兵马大权,专征伐。他“明赏罚,缮甲兵,休息民庶, 滋蕃群牧,务在戢兵” 。这时,迭剌部内似已有了部落公有而由其首领控制 的畜群。辽太宗时,设官置牧,群牧的组织建设已有了一定规模,成为国家 军用马匹的重要牧养场所。群牧除设置于上京道大漠南北草原地区外,在南 京道的雄、霸、清、沧诸州地也辟有群牧,养马数万头,一备皇室、贵族四 时游畋,一备燕、云防务和对宋军事活动的需要,有时也用来赈济贫苦牧民, 羸老的羊只和皮毛则于榷场贩易与宋。 群牧由北枢密院管辖,设林牙掌管部籍,另有马群、牛群太保等负责掌 管群牧的具体事务,朝廷定期检验簿籍,了解牲畜繁息情况,以牧畜数量的 增减考核群牧官政绩的优劣,决定升黜。群牧的牲畜各有烙印,以相区别。 群牧的马匹,来源于征伐的掳获、属部的贡纳和群牧的自然繁息。
     《辽 史食货志》载:辽太祖即位后,“伐河东,下代北郡县,获牛、羊、驼、 马十余万。枢密使耶律斜轸讨女直,复获马二十余万,分牧水草便地,数岁 所增不胜算。”可知初期群牧牲畜主要来自战争掠夺。“厥后东丹国岁贡千 匹,女直万匹,直不古等国万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匹,西夏、室 韦各三百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诸部三百匹”,以 故“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每有战事,则五京禁军的 马匹多取自群牧。一旦群牧因战事频繁耗损过多或自然灾害造成牲畜死亡, 则括富人马以益群牧。辽朝盛时,群牧马匹达百万以上。 群牧的盛衰,直接关系到辽朝武装力量的强弱。
     因此,辽朝统治者历来 重视群牧的管理和牲畜数目的增减。兴宗后期,群牧的管理出现混乱,至有 群牧人私自改换马匹印记而以官马作为私物赠送他人者。道宗时,政治腐败, 也直接影响到群牧,以至“群牧名存实亡,上下相欺”,不得不重新检括以 现数再定簿籍。天祚时,辽、金间战争频繁,民间马匹多被征调,马价增至 数倍仍难以购求,人们不得不违法购买群牧马匹应征。群牧马匹多被私卖, 所余草原群牧马匹,为耶律大石北迁时所得。
     (三)渔猎业——游牧业的补充
     辽朝所属各游牧部族,依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所居地域的自然条件,或 主要从事游牧业,或仍以渔猎为主。北阻卜(后来的克烈部)主要从事牧业, 已有明显的阶级分化和显贵家族的出现。斡娘改(兀良哈)等部发展水平较 低,居地又有广袤的森林,有貂、鼠等野兽栖息,主要从事狩猎业。女真诸部视其发展水平的不同,有原始农业,同时采集、渔猎仍占重要地位。 契丹各部虽主要从事牧业,但并没有放弃渔猎。土河流域有悠久的捕捞 史,早在檀石槐联盟时,鲜卑人就曾在这里捕鱼以补充军粮的匮乏。辽朝皇 帝每年在四时捺钵的捕鹅、钩鱼、猎虎、射鹿等也反映了渔猎业仍是契丹诸 部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畜牧业经济的必要补充。早年,耶律阿保 机平诸弟之乱回军途中,曾在乌林河观渔;征乌古部时,曾在漠北射野马; 征阻卜、回鹘时,也曾“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此后行军“六 百余里且行且猎,日有鲜食,军士皆给”。天显四年,辽太宗西巡时,也曾 “选轻骑数千猎于近山”。
     这是在远征时,长途行军,糗粮不继的情况下, 以渔猎所获充军食的情况。平时,契丹统治者也以狩猎作为习武的手段。会 同三年,晋高祖石敬瑭请辽太宗节制畋猎,太宗说:“朕之畋猎,非徒从乐, 所以练习武事也。” 开泰二年(1013 年),宋翰林学士晁迥使辽,在长泊 亲眼见到辽圣宗君臣的捕鹅活动,他说:“泊多鹅鸭,辽主射猎,领帐下骑 击扁鼓绕泊,惊鹅鸭飞起,乃纵海东青击之,或亲射焉。辽人皆佩金玉锥, 号杀鹅杀鸭锥,……又好以铜及石为锤以击兔。” 辽朝在宴饮、款待宋使时,熊、鹅、雁、鹿、貂、兔、野鸡等腊肉和鲜 肉,都是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如果说皇室贵族将渔猎作为娱乐和习武的手 段,而普通百姓则以“挽强射生”为解决生计、日用的手段之一。苏颂在出 使途中偶然遇到并记录了契丹人冬季围猎的情况:“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 戎骑小围分,引弓上下人鸣镝,罗草纵横兽轶群。……山川自是从禽地,一 眼平芜接暮云” 。可见在冬季牧业闲暇时间进行围猎是一项经常性的活动。
     宋绶则记录了契丹人凿冰钩鱼的冬钓活动,其方法与辽国皇帝春捺钵捕鱼相 同。他说:“蕃俗喜罩鱼,设毡庐于河水(冰)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窍, 举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钓竿,罕有失者” 。程大昌在《演繁录》中更具 体、更生动地描述了辽圣宗和萧太后的钩鱼场面。
     得头鱼、头鹅预示着渔猎 的丰收,当与中原皇帝耕籍田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胪朐河下游,呼伦湖一带,也有丰富的鱼产资源,胡峤说:乌古(也称 妪厥律)地苦寒,“水出大鱼,契丹仰食” 。
     契丹诸部渔猎所用工具,除弓箭、网罟外,狩兔、打狼有练锤;捕鱼有 鱼叉、鱼钩;冬季凿冰取鱼时,有专用的冰穿;秋季射鹿有鹿哨;春季捕鹅时,有惊鹅用的扁鼓,刺鹅用的锥。这些猎具,近年来考古发掘的辽墓中皆 有出土,辽墓壁画也有对契丹人渔猎活动生动形象的描绘。同时,他们狩猎 也借助于驯练有素的猎犬、猎豹。宋绶曾见辽兴宗的三只猎豹,“甚驯,马 上附胡人而坐,猎则以捕兽” 。北方极寒地区的狩猎部落,以滑雪板代替马 匹在高山丛林中狩猎,即因“地多积雪,惧陷坑井,骑木而行” 。北方沿江 和山林地区各部族,如五国部、生女真、阻卜等渔猎业仍占主要地位。辽帝 秋捺钵时即有来自女真的“唤鹿人”,阿骨打的兄弟子侄,也曾为辽帝刺虎 搏熊。
     二 农业的发展
     (一)农业的作用与地位
     辽朝农业的发展和作用的增强,始于灭渤海和幽蓟十六州的并入。发达 的农业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成为牧业经济的必要补充。幽蓟地 区的赋税是辽朝的重要收入之一,它不仅增强了国力,而且对政治、经济、 军事、思想文化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辽朝统治者大多十 分重视农业,对农业采取支持、鼓励、保护的政策和措施,使农牧业两种经 济在辽朝统治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和谐、稳固、统一的整体,并将其矛盾和冲 突化为互利互补,使农牧业共同发展繁荣,各得其所。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创 造了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这是辽朝统治者的功绩和成功的经验。
     发达的牧业为游牧民族提供了生活必需品,而且能供给辽朝军事征伐所 需的大量马匹;长于骑射、吃苦耐劳的游牧民,是辽朝维护统治和对外征伐 的主要军事力量。发达的农业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创造了大量财富, 弥补了牧业产品比较单调的缺憾,丰富了农、牧民的生活内容,为手工业提 供了广泛的原料,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繁荣,增强 了辽朝的经济实力,使之避免了前此草原各游牧政权倏起倏落的命运,在我 国北方立国二百余年,并在与北宋、西夏的对峙中长期起着主导作用。
     (二)农业政策和农业的发展
     草原地区农业契丹各部的农业,大约出现于大贺氏联盟时期。唐朝在给 大贺氏联盟首领的敕书中常常农牧并提,说明某些部落已经有了简单粗放的 农业。迭剌部的农业生产当始于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时期,即遥辇氏联盟的 中期。史称“皇祖匀德实为大选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 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 ,“兴版筑,置城邑” 。
     阿保机本人也重视农业,在遥辇氏联盟期间,曾以所俘汉人在炭山东南滦河 上(今河北沽源县境)置汉城,种植五谷,兼收盐铁之利,并采纳韩延徽的 建议,“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以故部落发展很快,实力迅速增长。
     其后,平定诸弟之乱,弭兵轻赋,更专意于农。尝因“户口滋繁,乣辖疏远, 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 。这些措施,不仅妥善安置了所 俘汉人,同时也为草原地区的农业生产输入了大量有经验有技艺的劳动力。
     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工具和优良的作物品种,在草原上开出了部分农田。这正 是上京、中京地区投下制和州县制产生的背景。 天显元年(926 年),上京周围又迁入了大批渤海人,再一次充实了草 原地区的农业人口,加之上京地区“地沃宜种植,水草便畜牧” ,农业生产 得到了迅速发展。上京成为农牧兼营地区。契丹人也开始走上半农半牧的道 路。
     会同三年(940 年),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将欧堇突吕 (即欧昆石烈)、 乙习本(即乙斯勃)、斡纳河剌(即温纳何剌,又作斡纳阿剌)三石烈迁至 乌古地,拨赐于谐里河(谐里河、海勒水,今海拉尔河)、胪朐河附近地区 为农田,从事农业。这样,上京、中京地区在迁入大批汉人、渤海人的同时, 契丹各游牧部落也随之向北迁徒,并根据水土所宜从事农耕。 契丹北部的室韦人中,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只是气候多寒,田收 甚薄。近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海拉尔市附近的浩特陶海古城,它有土筑 的城墙和护城壕,出土了辽代的篦文陶片,这里当有从事农耕的定居居民。 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为上京道泰州遗址,这里发现了辽大安七年石刻, 记有 47 个汉人姓名,说明这一带最晚到辽道宗时已经有了汉人居住。
     统和年间,对西北阻卜各部控制加强。齐王妃、肃挞凛受命统乌古等部 和永兴宫分军镇守西境,置镇州,迁渤海、女真、汉人配流之家 700 余户, 分居镇、维、防三州。为解决西戍诸军的粮饷供给,辽圣宗又命耶律唐古于 胪朐河侧和镇州附近督劝诸军屯田垦种,连续 15 年获得好收成,积贮粮食数 十万斛,不仅解决了军粮供给问题,而且为漠北地区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直至元朝,这里仍是粮食产区之一。通过汉人、渤海人、女真人的北迁和契 丹人的屯田戍守,在潢水、海勒水、胪朐河、土兀拉河(今土拉河)流域一 带,农业生产逐渐得到发展。
     中京地区曾是奚人的居住地。奚人除畜牧、狩猎外也从事农耕。早在唐 朝时,一些部落就开始经营农业,种植穄、麻等作物。欧阳修说西奚去诸部 落“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 爨以平底瓦鼎,煮穄为粥。以寒水解之而饮” 。宋绶说“由古北口至中京北 皆奚境”,奚人“善耕种、步射,入山中采猎,其行如飞” 。王曾所见“草 庵板居,亦务耕种”的也是奚人,他们“所种皆从垅上,盖虞吹沙所壅”。
     苏颂、苏辙更将奚人耕作的情况写入诗中。早期中京地区的奚人曾借唐、五 代边民土地种植收获。入辽后大量汉人流入,有些奚人已成为出租土地的田 主,中京奚人地区又增加了大批汉族农户,并成为中京道农业生产的主要承 担者。二苏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
     东京、西京、南京诸道农业东京、西京和南京道是辽朝的农业区。东京辽阳地区,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是辽朝农业区之一。天显三年,迁 渤海人至此。圣宗时,又迁入大批熟女真。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较轻的赋役, 为东京道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东京地区成为拱卫辽政权的强劲左翼。 东京道北部生女真也有粗放的农业,种植麻、谷、稗,蔬菜有葱、韭、蒜、 瓜等。据《松漠纪闻》载:宁江州“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 至八月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 可知早在辽代,混同江流域已有果树栽培,并积累了防冻越冬的知识和经验。
     南京道和西京道南部的大同府,蔚、应、朔、武、归化、可汗、儒等州 有较发达的农业和丰富的物产,是辽朝的重要农业区。云中郡白道川“地至 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获” ,也有谷物种植。南京道“蔬蓏、果实、稻粱 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 厚,人多技艺” 。但自唐末以来,这一地区动荡不安,战事频繁,人口大量 减少,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辽初曾多次南下攻击冀中地区,将俘获 人口迁往冀北、冀东,以充实幽、蓟。《辽史地理志南京道》载:“行 唐县。本定州行唐县。太祖掠定州,破行唐,尽驱其民,北至檀州,择旷土 居之,凡置十寨,仍名行唐县。”平州所辖的安喜、望都等地也都以俘户设 置,并保留其原籍名称。此外,滦、营二州也各有定州俘户错置其间。这一 措施恰可弥补燕、蓟人口北迁草原造成的当地人口减少的弊端,对恢复燕、 蓟的农业生产无疑是有利的。 辽朝统治者多重视农业生产,注意安置农业人口,为安业力农提供必要 的支持和保护,使燕云等农业地
     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会同(938—946 年)初年,辽太宗拟至辽阳游畋巡幸,臣下因农务方兴, 以减少辎重、抒解民力为请,太宗欣然采纳,下令还朝。三年,巡幸南京时, 下诏不许扈从者扰民;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即使在战争期间,保护 和发展农业也仍为契丹统治者所重视。会同六年,辽伐晋, “征山后诸州兵, 因下令曰‘兵行有伤禾稼损租赋者,以军法论’。又敕有司每村定有人力户 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逮顷亩,自愿者据状征收” 。 甚至在灭晋回师病笃之际,仍以“纵兵掠刍粟”、“括民私财”为此行之失 而痛悔不已。乾亨四年(982 年),因宋辽战争负担加重,民力凋敝,田园 荒芜或为兵行所毁,景宗下诏免当年租赋,又命“诸州有逃户庄田,许蕃汉 人承佃,供给租税。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 周年内三分还一分” ,保证了农田不致荒废,并使无地农民得以耕种。 圣宗和太后萧绰执政时期,更重视发展农业,开垦荒闲土地,减轻人民 负担,整顿赋税,赈济灾贫,安置流亡,保护商旅。这些政策直至道宗时都 没有改变。苏辙见到并如实记录了这种情况。 由于辽朝最高统治者重视和保护农业,各级官僚也多能以劝课农桑为己 任,汉官、渤海官韩德枢、韩德让、室昉刘伸、杨佶、马人望、大公鼎等在 任上整纷剔蠹,劝课农桑,兴教化,薄赋息民。契丹官僚也多身体力行,如耶律挞烈在任南院大王时,“均赋役,劝耕稼,部民化之,户口丰殖” 。耶 律休哥为于越,总南面军务,驻守南京时,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 境大治。耶律学古为彰国军节度使驻应州时,以“南境未静,民思休息”, 能“禁寇掠以安之”。
     耶律抹只任开远军节度使驻守云州时, “州民岁输税, 斗粟折钱五,抹只表请折钱六,部民便之” 。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时,“请 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使“政赋稍平”,并力主维持辽宋和好,反对败盟 兴兵,以使“燕民乐业,南北相通”。 章愍宫使萧韩家奴在奏对时,以炒栗 为治民之谕,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则大者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 使大小均熟,始为尽美” 。耶律昭在被流放期间,还念念不忘“为今之计, 莫若振穷薄赋,给以牛种,使遂耕获” 。 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穄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 瓜果。他们借鉴和学习中原的农业技术,引进作物品种,还从回鹘引进了西 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同时结合北方气候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 技术。 从辽墓出土情况看,辽朝农业生产工具种类齐全,犁、铧、锄、镰、锹、 镐、镢、刀、叉等应有尽有。 在辽朝各级统治者的提倡、保护下,各族农民辛勤劳作,共同发展了辽 朝境内的农业生产,使仓廪充实, 甚至在景宗时, 就能 “以粟二十万斛助汉” 。 圣宗时,边城春州斗米才值六钱;唐古屯田镇州积粟数目可观;东京道积粟 也有二三十万硕,虽然常有战事,也足以支应。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新陈 相易,民得以低息借贷。辽末天祚播迁之际,耶律敌烈立梁王雅里向西北迁 移时,尚能征调盐泊(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境)诸仓所储之粟。
     三 手工业和商业
     (一)手工业的发展
     辽朝有矿冶、铸造、食盐、纺织、陶瓷、建筑等多种手工业,尤长于车 马具的制造。
     矿冶、铸造 
     辽朝的矿冶业,起于建国之前,史称太祖之父撒拉的“仁民 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阿保机继任可汗的第五年(911 年),征幽 燕回师,得银、铁矿,命置冶采炼。这次所置矿冶,当在汉城附近,《新五 代史》说:“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这里的农耕、畜牧和 盐铁之利为阿保机实力的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所俘汉人及其技艺促进了迭 剌部生产力的发展,是阿保机得以建国的坚实基础。
     辽东是铁的重要产地,这一地区的并入进一步促进了辽朝冶铁业的发 展。初期,曾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语“铁”。曷术石烈在圣宗时因户口繁息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改编为部,仍 以铁为赋。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其中手山为今辽宁省鞍 山市的首山,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 此外,东京道的同州(今辽宁开原县南),上京道的饶州(治今内蒙古 赤峰市林西县樱桃沟村古城址)长乐县,分别有 300 户和 4000 户从事冶炼, 皆以铁纳赋。中京柳河(今伊逊河)流域的渤海人,也就河滤沙炼铁;南京 道有景州龙池冶,营州有新兴冶,都由官府设官提点,为官营坑场。
     东京道的银州(今辽宁铁岭),南京道的渔阳,中京道的泽州、严州等 地有银冶。泽州陷河冶,太祖时募民立寨,专事采炼。据承德地区文化局调 查,陷河冶地当今河北省平泉县会州城西南。此地开采时间很长,历金、元、 明直至清朝,仍可开采,储量当很可观。
     此外,尚有阴山、都峰、大石、宝 兴等银冶。前者在阴山山脉大青山一带,圣宗太平七年(1027 年),西南路 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故置冶,后则以山金为统军司名。后三者当在南京道 内。 1981 年,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契丹古墓中出土了一具契丹女尸。通过 对其葬具铜丝网络和出土铁器的分析可知,契丹族的冶炼铜铁等技术已很发 达,当时既可冶炼黄铜,又可冶炼纯铜,而且冶炼方式稳定,其铁钉成分已 “接近现代 08 沸钢板或纯铁成分” 。
     辽朝金、银、铁器的制造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辽墓出土的铁 器看,铁的应用已相当广泛。中京的“打造部落馆,有蕃户百户,编荆篱, 锻铁为兵器” 。东京道河州有军器坊,显州设甲坊,制造兵器。辽墓出土的 一些兵器有的已使用优质低碳钢。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镰等多种,有些 已同近代所用工具极为接近。手工业工具种类繁多,仅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凿 就有宽刃、窄刃、圆刃、斜刃等多种,不但可看出铁器制造的水平,也反映 了木器制造的技术。生活用品有火盆、剪、熨斗、火筷、灯、铜镜和丧葬用 的金、铜面罩和金、铜丝网络等。生活用品的工艺细致、复杂。叶茂台辽墓 出土的嵌银缠枝花鸟纹铁罐、银鎏金镂花捍腰,赤峰市驸马墓出土的鎏金龙 凤纹鞍桥,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冠、 金花银靴、琥珀璎珞、八曲花式金盒、镂雕金荷包、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 金镯、金花银枕等,都反映了辽朝铸造工艺的水平。辽朝金银器的加工制作 在工艺上继承了唐朝的传统,在造型上具有契丹民族的特征。
     采盐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前,安置汉人的炭山东南滦河上游地区产盐,八 部曾仰以为食。黑车子室韦所在地内的鹤剌泊(又名广济湖、太盐泊,今内 蒙古达布苏盐池)储量极丰,“盐生著岸如冰凌,朝聚暮合,年深者坚如巨 石” 。契丹人取盐为枕,细碎者食用和贩卖。及灭渤海,得燕云,又增加了 海盐。辽的制盐业很发达,不仅满足了境内的消费,而且私贩至宋境。北盐 1987 18;《贾师训墓志》、《师哲为父造 9、10。 1985 [宋]路振《乘轺录》。 南贩增加了辽朝的收入,也直接影响了北宋河北盐政的制定和实施。北宋前 期,两度拟于河北行食盐专卖,余靖、张方平等力陈若行专卖,则盐价益贵, 势必招致河北人民的怨愤,而辽朝贩卖入境者将更多,若处理不当,必然破 坏辽宋间的和平局面,宋不得不停止在河北榷盐。
     纺织 
     辽朝建国前,契丹人已掌握了简单的织造技术。纺织业的迅速发展 和水平的提高则在大批汉人迁入之后。辽上京、中京、祖州有官营的手工业 作坊绫锦院,为皇室提供丝织品。中京道的宜州(今辽宁义县)、川州(今 辽宁北票南)、锦州、霸州(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和东京道的显州,地产 桑麻,除向绫锦院提供纺织原料外,也以纺织为副业,生产大量精美的丝织 品,甚至专以丝织品纳贡赋,供契丹统治者赏赐群臣、赠送或赐予外国之用。 世宗以定州俘户所置的弘政县,“民工织祍,多技巧” ,带动了中京地区纺 织业的发展。南京 “锦绣组绮,精绝天下” 。豪欠营契丹墓发掘的契丹女尸, 身穿衣、裙八件,皆以罗、绢为原料,可以反映辽朝丝织业的一般水平。据 专业人员判断,女尸身上的轻罗薄绢,在当时属第一流产品。“罗纹丝织物 生产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的宋代,其最高水平的样品正是在辽,而女尸身 上的轻罗或蜡光式绢,应是这种最高水平样品的实物之一。”辽地生产的 “蕃 罗”,在宋辽贸易中很受宋朝商人欢迎,“辽地生产的优质罗,到宋地也是 奇货” 。宋真宗曾将宋初辽朝赠予的织物同圣宗时所赠的织物进行比较,前 者“朴拙”,而后者“工巧”,判断后者为幽州所产。南京是辽朝官营纺织 业的中心,对纺织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的带动作用。辽道宗时下诏禁 止南京私造御用彩缎,也反映了南京纺织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之高。纺织品 种类齐全,绫、罗、锦、绢、绮、縠、纱、缎、刻丝等应有尽有。与纺织品 发展相适应,辽朝在南京、中京等地设有染院,置使提点院事,管理印染等 相关事宜,辽朝的印染业有很大发展,已能用“夹缬”、“蜡缬”法印染各 种花纹。
     陶瓷 
     辽代陶瓷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制造工 艺上继承和学习了唐、宋的技术,在造型方面具有浓厚的游牧生活特点。鸡 冠壶、长颈瓶、牛腿瓶、凤首瓶和辽三彩、仿定白瓷是辽瓷器物和工艺的代 表。 辽三彩直接继承了唐三彩的风格,色彩为黄、绿、白。器形有长瓶、长 盘、方碟、圆碟等。鸡冠壶是辽瓷中的典型器物,从造型上看,应是由盛贮 水、酒、乳等的皮囊发展而成的,早期的鸡冠壶器腹较大,造型浑厚,甚至 保留着皮绳缝制的印记。中期渐趋扁平,口高,体小。晚期器体细高,多为 捏把。 仿定窑的白瓷器多为碗、碟、盘等,金银饰器的边缘异常豪华,几与定 窑制品一般无二。 辽代陶瓷多为早期实用器物,除鸡冠壶外,仓式罐的造型也别具特色。
     它形似蒙古包,开设小门,并刻有子母鹿纹。这种仓式罐有被用作骨灰罐的。
     辽中京松山州有一规模很大的窑场。从考古发掘得知这里生产的陶瓷品种齐全,而以粗白瓷为主,器物多为生活用品,除碗、盘、杯、碟、盂、盆、 注子、瓮、牛腿瓶外,还有玩具、骰子等。色釉有茶、绿、黄、黑、褐和三 彩等多种,花纹有卷草、牡丹、荷花、梅花、水波、凤鸟、蝴蝶等。中京附 近辽墓出土的瓷器,都是这里烧制的,产量当是很高的。
     皮革与木器加工 
     长于骑射的契丹人,重视车马具的制造,皮革和木器加 工也有较高的水平。契丹贵族所用鞍勒,尤为考究。东丹王耶律倍(后唐赐 名李赞华)善画契丹人物,所画贵族“牵黄臂苍”,“鞍勒率皆瑰奇”。
     宋人对辽朝所制马鞍也赞不绝口。他们称“契丹鞍,夏国剑,……皆天下第 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 。因此辽朝馈赠宋、高丽等物品中例有鞍辔,并 且种类不一,如涂金银龙凤鞍勒、白楮皮黑银鞍勒、绿褐楮皮鞍勒、红罗匣 金线绣方鞯、毡鞯、海豹皮鞯等,皆极工巧。近年考古发现了多座契丹墓葬, 得以见到契丹所制的鞍辔实物。
     辽朝属部黑车子室韦人善造车,早年,契丹人曾向他们学习造车技术。 车是游牧民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型制、用途多种多样,迁徙载物用大车、 毡车,妇女老幼乘小车,富贵人家的车又加之华饰。宋朝派往辽国的使臣, 因年老、疾病不任乘骑者,也可乘车往返。辽上京有车子院,并设监管理, 可见当时造车的技术和规模。
     除造车以外,还能制造舟船,加工桌、椅、床等生活用具。韩绍孚、刘 可度等曾以商税曲铁都监和榷盐使的身分提点、监造舟船。造船技术具有一 定水平,有的可用于海上航行;有的既可于水中航行,又有轮可以陆行。目 前发现的实物有叶茂台辽墓出土一架木作结构的“小帐”,翁牛特旗解放营 子辽墓出土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迭涩式顶大型木椁等。从木器加工工 具种类之多,也可看出其工艺水平。此外,契丹人的弓箭制造也有特色, “弓 以皮为弦,箭削桦为杆,鞯勒轻快,便于驰走” 。
     建筑业 
     以车马为家的契丹人也重视城市建设, 这一点不同于其先各游牧 民族。 辽朝的建筑始于建国之前, 阿保机的伯父释鲁为夷离堇时曾 “兴版筑” 。
     阿保机任迭剌部夷离堇兼联盟军事首长的第二年(902 年),即于潢水之南 建龙化州,筑开教寺。此后又相继建羊城以通市易,于龙化州增建大广寺、 天雄寺等。神册三年(918 年),于西楼地建皇都(后为上京),以汉人康 默记为版筑使。
     上京周围二十七里,有南北二城,北城为皇城,皇城北为大内,建有宫 殿和东、西、南三门。大内南门外有大街直通皇城南门,街两旁为官署、庙 宇、寺观和契丹贵族住宅。城墙外建有军事防御设施马面。皇城南为汉城, 有南北大街和东西横街。横街两端有楼遥遥相望,城内分布有市场、作坊和 民居,并有接待使臣的驿馆。
     澶渊之盟后,辽圣宗择燕、蓟良工,仿照宋都汴京,在土河之滨建中京 城。中京城有外城、内城、皇城。外城四面绕内城,两者成“回”字形。皇 城在内城北部中央,其北墙即内城北墙。中京城布局整齐,东西对称,井然 有序。自外城南门至内城南门有一条宽 64 米的中央大道,东西又各有三条与 中央大道平行的南北向街道,五条东西向街道。街道两旁有排水沟,城墙下 有排水涵洞。干道两侧为坊市,据路振所见,“街东西各有三坊,坊门相对” ,为商贾贸易场所、作坊和民居。外城内还有官署、寺观和驿馆。中京大明 塔是保存至今的辽代建筑之一,其规模宏伟壮丽,造型优美,反映了辽代建 筑艺术的风格和水平。辽代建筑物保存至今的还有庆州白塔,上京南、北二 塔,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善化寺大雄宝殿,义县 奉国寺大雄宝殿,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等。它们都以气势宏 伟、构造精巧、风格独特著称,是研究辽代宗教、政治、建筑和雕刻艺术的 宝贵文物。
     (二)商业的繁荣
     随着农、牧、手工业的发展,交换逐渐频繁,商业活动也日益活跃。早 期,阿保机在炭山北建羊城,“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后版图扩大,建置 完善,经济成分增加,范围扩大,商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五京相继建成 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
     上京“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 。据晋亡后 被俘入辽的胡峤所见,“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 诸工作、宦者、斡林、伎术、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 幽、蓟为多。” 可见,上京的修建,除政治需要外,也是中原农业、手工业 和儒、释、道等各色人士流入的结果。他们带来了各种技艺,也有了更多的 需求,这无疑会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汉城中还建有回鹘营,安置 回鹘商贩。
     东京“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 , 是东京道商业贸易的中心。
     南京的繁华富庶为五京之首,“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 佛寺,冠于北方” 。
     中京建成后,为辽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西京也是辽朝 商业中心之一。“在这些壮丽的商业城市中,商旅辐凑,邸店骈列,贸易相 当活跃” 。辽在上京、南京、西京置都商税院,设点检、都监、判官等主持 征收商税和进行市场管理;上京、东京置户部司;西京、东京又设转运使, 分别管理通商、贸易等事。五京属下州县根据不同情况设有钱帛司、盐铁司、 商曲院和征商榷酒等诸务。
     五京之外,东京道的乾、辽西等州,西京道的朔、蔚诸州,中京道的兴 中府,锦、宜、泽诸州,南京道的儒、顺、营、蓟等州及潞县、范阳等,还 有上京道的庆州、祖州等,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场所,如南京蓟州的新仓镇 “枕榷酤之剧务,面交易之通衢,云屯四境之行商,雾集百城之常货” 。西 22,《四京本末》。 1979 6,《广济寺佛殿记》。
     京朔州榷场也是宝货山积,功作迭兴。
     与游牧业经济相适应,上京道的交易除固定的场所外,行宫所在,皆有 市场,并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商业贸易诸事项。 辽朝是个开放的社会,对外联系广泛。辽初,同五代的梁、唐、晋、汉 和十国中的吴越、南唐都有经济往来,后来与北宋、高丽、高昌回鹘和女真 等也都开展了商业活动。辽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往来多以朝 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后晋时,辽除每年得到 30 万匹绢帛贡献外,双方的商 业贸易活动也十分活跃,规模不断扩大。辽以赵延寿部下乔荣为回图使,往 来贩易于辽、晋间,并置邸大梁,存贮货物,停居商贩。不少契丹人到晋境 经商。辽朝甚至借道后晋远至南唐进行交易。会同元年(938 年)、二年, 辽太宗及其弟东丹王安端曾分别遣使入唐,除使节所带礼品外,又另带羊 3 万只、马 300 匹贩卖,以换取“罗纨茶药”。 宋初,曾许缘边商民与辽市易,但未设官司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开设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河北易县)、雄(今河北雄县)、霸 (今河北霸县)、沧(今河北沧州市)、静戎军和代州雁门砦等处榷场,以 常参官和内侍同管榷务,向辽提供香药、犀象及茶等。但双方政治关系不稳 定,时有军事冲突,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往来,榷场时开时禁。直至澶渊之盟 后,宋于雄、霸两州的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境)、广信军等处置场,设官 “平 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 ,双方贸易往来日渐正常,交易规模不断扩大。
     辽以银钱、布、羊、马、驼、皮毛换取宋的茶、绢、犀象、香药、缯帛、漆 器和《九经》等书籍。辽每年仅于河北就向宋贩易羊数万只。同时,双方也 各有禁令,限制某些商品出入,如宋方严禁铜、铁、矾、私茶和《九经》以 外的印本书籍出境,禁止辽盐私自贩入河北。除榷场贸易外,民间交易难以 禁绝,辽私盐的涌入,冲击着宋河北食盐专卖制度;而宋的印本书籍和文人 诗赋也不断流入辽境。对宋的边界贸易是辽境外贸易的主要市场,它满足了 辽对某些消费品的需求,宋在榷场贸易中每年也可有 40 余万缗的收入,以致 每年交纳辽朝的岁币多可以从榷场交易中收回。
     此外,辽还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宁江州以及高昌回鹘、 渤海等边界地区开互市,与西夏、女真、回鹘、高丽等交易。“女直以金、 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 之皮、牛羊驼马、毳剴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 。但在与西夏阻卜等 属部交易中,辽朝严禁铜、铁等出境。 除互市贸易外,使者往来所携礼物和辽朝所赐礼品也是一种互相交流的 手段。高丽所进有纸、墨、米、铜、人参、粗布;西夏、回鹘所进有珠、玉、 犀、乳香、琥珀、镔铁器、马、驼和毛织品。辽朝回谢礼物则有鞍马、弓箭、 皮毛、丝织品。辽朝除以本地所产与周边各属国贸易外,还以互市所得转贸 于他地,从中渔利。如宋徽宗时,宋宫室所需北珠,皆由契丹得之于女真又 转贸于宋。辽朝赐予宋使的徐吕皮(又称斜喝里皮,即回鹘野马皮)、红虎 皮(回鹘獐皮)等皆得自回鹘,至为珍贵,深受契丹人喜爱,因而作为礼物 转赠给宋人。也因其宝贵,甚至于有以熟皮染色冒充者。宋使者在辽朝寺院 所见的供具,有些则是宋朝馈赠高丽者,显系由高丽再转而至辽的。通过各族、各政权、各国间的贡赐和互市贸易,出自回鹘、女真、西夏、宋、契丹 和高丽的各种物品,得以在上述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循环交易。
     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 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而从考古发掘所得和保留至今的辽钱考察,最 迟在阿保机时期辽朝已经有了自铸的金属货币。辽朝实行年号钱制,皇帝即 位或改元时便铸造货币。辽朝九帝,使用 22 个年号,多数年号钱已被发现。
     货币铸造由国家统一管理。太宗置五冶太师,掌四方钱铁。景宗时置铸 钱院,岁铸钱 500 万贯。此后,长春州、平州、辽西、蔚州等地都设有钱帛 司,以都监或提点掌握司事,严禁私铸和外流。
     辽朝自铸币种类颇多而数量较少。长期以来,布帛、羊马曾与金属货币 一样作为商品交换中的比价物,故辽世宗时胡峤在上京看到的是“交易无钱 而用布”。自辽圣宗至道宗前期,朝廷屡申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入市之禁。 直至道宗大康七年(1081 年)才废除“绢帛尺度短狭之令”,布帛作为货币 的职能正式废除。前期,与羊、布作为流通比价的同时,辽贵族也曾使用称 量货币,穆宗就曾“以银百两市酒”。除辽朝自铸货币外,流通中大量使用 汉、唐、五代和宋朝钱币。太宗时,后晋石敬瑭曾献沿边积钱,助辽军实。
     圣宗时,凿大安山(今北京市房山县境),取刘仁恭所藏钱,与辽钱共同流 布。澶渊之盟后,辽宋开展榷场贸易,宋钱不断流入辽境。近年发掘的几处 辽朝窑藏钱币,发现的汉、唐至宋所铸钱币量远远超过辽自铸货币量,当可 反映辽朝货币流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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