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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谢(丹丹乌里克):唐代于阗的边境城镇

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1896年,瑞典探险家Sven Hedin在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途中,偶然发现丹丹乌里克(Dandan Oilik,维吾尔语意为“象牙房”)遗址 ,它东南距和田城约120公里,西距和田河75公里,东距克里雅河35公里。1900年,英国考古学者M. A. Stein在赫定记录的指引下,找到丹丹乌里克遗址幷进行了发掘,获得大量古代文物和写本文献,其中以一些寺院的木板画最为引人注目 。1905年,美国地理学者E. Huntington短暂走访该地,但无任何古物方面的收获 。1928年,德国的E. Trinkler探险队也曾深入其地,发掘到部分古物 。以后,丹丹乌里克告别了西方探险家,再次沉睡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

  1998年10月,瑞士人Christoph Baumer组成所谓“中瑞探险队”(Sino-Swiss Expedition 1998),率领8名队员,深入塔克拉玛干,不仅找到了遗址,而且进行了发掘。1999年夏,鲍默在美国《东方艺术》上发表《重访丹丹乌里克:一百年后的新发现》一文,介绍了他们发掘到的壁画、雕像 。Baumer最引人注目的新发现,是在他编号为D13(可能是Stein编号D. X)的殿堂建筑的内侧墙壁上发现的两幅壁画,都是三人组合的神像(divine triads)。

  根据Stein等人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汉文和于阗文的文书,我们已经对证出,这个主要在公元八世纪活跃的城镇,在唐朝时的本名是杰谢(译自于阗文的Gayseta),唐朝在此设杰谢镇,作为安西四镇中于阗军镇防御体系中的一环 。

  根据Stein的考古报告,以及近百年来学者们对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汉文和于阗文文书的解读,我们目前可以把丹丹乌里克遗址范围内发现的建筑,按照相互之间的距离,大体上分成四组,幷根据这些房屋里面发现的文物和文书,判定它们原本的性质。

  A组:位于遗址的东北部,主要由一处较大的房屋遗址和一个小庙组成 。其中Stein编号为D. V的房址,是由七间房屋构成的一个建筑组合,从出土的汉文和于阗文文书来看,性质是住宅。Stein据当时已经读出的汉文文书中的“思略”一名,推测这里是暂时或长期使用的官衙。我们根据这间房子里发掘到的《大历十六年(781)二月杰谢百姓思略牒》、《建中七年(786)十月五日杰谢萨波斯略条记》,八世纪后半叶在这里居住的主要人物,就是文书中提到的思略(或作斯略,于阗文作Sidaka),他曾任杰谢的萨波(Spata)一职,是这里的“首领”、“城主”一类的胥吏,管理当地的行政事务。Stein在同一房址发现的于阗文Spata

S. Hedin, Through Asia, London 1898.

A.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Oxford 1907.

E. Huntington, The Pulse of Asia, Boston 1907.

G. Gropp, Arch?ologische Funde aus Khotan, Chinesisch-Ostturkestan: Die Trinkler-Sammlung im übersee-Museum, Bremen, Bremen 1974.

Ch. Baumer, “Dandan Oilik Revisited: New Findings a Century Later”, Oriental Art, XLV. 2, 1999, pp.2-14.

  关于杰谢的汉文和于阗文的对证,见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142页。关于杰谢镇在安西四镇防御体系中的地位,见荣新江《于阗在唐朝安西四镇中的地位》,《西域研究》1992年第3期,58—59页。

  有关考古发现的情况均见Stein, Ancient Khotan, pp.264-273。

  tturgasi致Spata sidaki(萨波斯略)的书信,证明了这里就是思略的住所。从这所房子有七间来看,这里应当是杰谢地区的行政官府所在地,同时也是思略的住所。在这些房间中还发现有梵文佛典、于阗文文书、木简、汉文文书等。

  位于D. V正南十多米处的D. IV,是一个佛殿遗址,中间的佛坛上原本有佛塑像,但只有残块洒落在地上,有绕行的回廊,门向东开。在房间里,Stein发现了两面画有立佛像的木板(D. IV. 4)。还有一块较长的木板上,画着鼠王传说(D. IV. 5),是于阗当地民间信仰的反映。另有一些梵文经典的写本和于阗文的世俗文书,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件文书中提到了Sūlī krrapū?iri hīya ... vāra,意思是“属于粟特人Krrapū?iri的部分”,确证当地有粟特人存在。可以确定,D. IV是附属于D. V大房子的一个宗教建筑,它很可能是供这所大房子的主人——杰谢地区的行政官吏们进行佛事活动的兰若,其中也包括了地方信仰的神像。D. V大房子的门向南开,正好对着这所小庙,或许也说明了这一点。房间里发现的于阗文世俗文书。

  B组:位于遗址东南部,由两座南北相距很近的建筑组成。北面的一座编号D. VII,包括三间房屋,其中两间有佛坛。里面发现汉文契约文书多件:《大历十七年(782)行官霍昕悦便粟契》、《大历某年许十四举钱契》、《建中三年(782)七月健儿马令庄举钱契》,粟主或钱主为护国寺僧虔英。此外,还有《护国寺计算所牒》、《护国寺三纲帖为外巡僧大辩领家人刈草事》等。Stein根据Ed. Chavannes翻译的这些汉文文书中提到“外巡僧”的内容,认为这里是照看护国寺庄园的职事僧的住地。其实,这些文书中有护国寺三纲具名、护国寺上座的判词、本寺计算所的牒状,很可能这里就是护国寺的一部分,这组建筑既是僧人起居生活的场所,同时也是他们供养佛像、修习法事的地方。在主建筑东南角附近的沙土上,发现了三幅木板画,两个可能原本是挂在墙上的。D. VII. 1是一个方形木板,画面有些磨损,Stein以为是一个菩萨。D. VII. 5是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上下各绘一个有头光的骑者,上面的骑马,下面的骑驼,手中都端着一个杯,有鸟从空中直冲向杯。D. VII. 6的正面绘着一个婆罗门教的湿婆形象,三头、四臂、骑双牛,但Stein以为在此是佛教的菩萨。背面也是一个四臂神像,但完全是波斯王子的装束,这使得Stein颇感困惑。

  在D. VII的南面,是编号为D. VI的佛殿遗址,门向北,内部的形制与D. IV相同,中间是佛坛,周围是两重的回廊。回廊上有壁画的千佛座像。神坛前,发现了两块木板画。其中一块(D. VI. 3)绘有十个坐像,可能是菩萨。另一块(D. VI. 4),双面绘制,每面是六个坐佛。在这里,还发现了梵文佛典和于阗语文书残片。从门的朝向和内容来看,可以推断D. VI是D. VII的附属宗教建筑,即护国寺僧人做佛事的地方。

  C组:位于遗址中部偏西北的位置,Stein在编号为D. VIII的房子里,发现两件汉文文书和于阗文文书残片,汉文文书也是属于护国寺的文书,可能是僧人从其它地方带到这里的。其北面还有一座Stein编号为D. XIII的遗址,和D. VIII一样,已经被挖宝者挖掘得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了。

  D组:位于遗址西南部,是宗教建筑最集中的地方。最靠东面的D. II是佛寺,有大小两间殿堂,大的一间是中间为佛坛,四周回廊式;小的一间正面靠墙是佛坛;两间房子的门都向北开。大佛殿中发现了一些佛像周围的塑像装饰和附属的小塑像,回廊保存有壁画千佛。小佛殿中发现有比较完整的坐佛塑像、佛像周围的装饰塑像和纹饰。在东墙靠近佛坛的地方,保存有一座毗沙门天王像的下半身,其背后的壁画上,绘有龙女传说和高僧像。还有三排骑者的壁画。在D. II所发现的木板画上,D. II. 4是两面各绘一个三人组合的神像图;D.II.03单面绘画,两个坐像,有头光,怀抱紧束的婴儿;D. II.79绘一像是在跳舞的女子;D.II.010是一个窄长的画板,上面绘有五个坐像,有些模糊不清,Stein以为很可能是佛教的神像。非常遗憾的是,Baumer等人再次掘开这座佛殿时,毗沙门天王像已基本毁坏,龙女故事画也看不见了。

  D. III是位于这组遗址中间的一间,在房间里发现了一些梵文佛典的写本,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还有于阗文《僧伽咤经》、《佛说首楞严三昧经》。这些贝叶形的佛典残片应当是属于一个佛寺图书馆的藏书,但它们是偶然散落在这间房子里面的,因为房间靠东墙的地方是一个烧火做饭的台子,因此这里一定是个伙房。

  这组遗址西部的D. X,也是中间为佛坛,四周为回廊的佛殿,门向北开。Stein掘开的一面墙上,是壁画千佛,因此没有继续清理其它墙前面的积沙。他在神坛的四周挖出仍然靠立在那里的一些木板画,它们应当是原本供养时的情形。这些木板画构成丹丹乌里克出土物的最精彩部分:D. X. 3是三人组合的神像,Stein认为是金刚手菩萨、弥勒菩萨、文殊菩萨; J. Williams认为左边的是因陀罗(Indra),右边是梵天(Brahma),中间是释迦的母亲摩耶?室利(Maya-Sri)或多产女神 。Markus Mode认为从左到右依次绘制的是阿胡拉?马兹达(Ohrmazd)、娜娜女神(Nana)和风神(Weshparkar) 。D. X. 4描绘的是蚕种传入于阗传说,面部是波斯风格的公主戴着高高的帽子,里面藏着蚕茧,一个侍女指着这顶帽子,旁边有一神像坐在织机后面;D. X. 5是一有头光的骑者骑着花斑马,左手握缰绳,右手端着碗,飞鸟向碗冲去,马和骑士都是波斯风格,与D. VII. 5所绘相同;D. X. 8是一女神怀抱婴儿,头部也是波斯式的处理手法。此外,Stein还在这里发现于阗文佛典,如《僧伽咤经》、《首楞严三昧经》。Baumer等人重新掘开这个殿堂(编号D 13),清理了中间佛像的基座,还清出四面墙壁前的沙土,露出上面的佛教壁画。除斯坦因发现的千佛见于东壁和南壁外,还有大型立佛的脚部、一些女供养人(图1)、两个男供养人及一个骑在红色骆驼上的骑者(图2),还有两组三人组合的神像。

  位于D. X南面的D. XII,是形制相同的佛殿。其中发现了佛教雕像残片,还有真人大小的壁画佛或菩萨像的腿部。

  总的来看,这是杰谢当地佛寺集中的地方,神殿里面供养着佛像和地方神祇。

  从现在的地图上看,杰谢好象是孤悬于大漠中的一块飞地。然而,在唐朝时,从沟通塔里木盆地的和田河中间的神山堡(今麻札塔格)向东,有路通向杰谢,而从杰谢向南,则可以到达坎城地区(今老达玛沟一带),进而和丝路南道会合 。在某种情况下,杰谢是西域南北往来的快捷方式所经之地,因此,这里的住民和文化可以视为西域地区丝路城市的一个缩影。

J. Williams, “The Iconography of Khotanese Painting”, East and West, new series, XXIII. 1-2, 1973, pp.109-154.

M. Mode,“Sogdian Gods in Exile--Some iconographic evidence from Khotan in the light of recently excavated material from Sogdiana”,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2, 1991/92, pp.179-214, esp. p.184.

  侯灿《麻札塔格古戍堡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文物》1987年第3期,6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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