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考古与额济纳汉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魏坚
 

    一、引言
    中国的北方草原地带,东西狭长,地域辽阔,地跨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地理单元,北与俄罗斯、蒙古接壤,基本上是在北纬41-42度线上下,这是一个非常特殊而又重要的区域。这一区域,从东侧的大兴安岭南端向西是燕山山脉、阴山山脉、贺兰山、再西是新疆的阿尔泰山。我国北方的历代长城也基本分布在这条山系的南北,长城自然也就成了气候变化、农业和牧业的分界线。由此,这一区域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往来征战,相互融合的一个舞台,因而颇具北方民族文化特色的古代文化遗存也就十分丰富。从这里兴起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党项、蒙古、满族等,先后在这里发展壮大,靠着强大的骑兵,如浪潮般一次次南下,越过阴山,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最后形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有的民族如汉代的匈奴,曾因其西迁而引起了世界性的民族大迁徙,如蒙古的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曾写下了征服欧亚的历史壮举。
    这些灿烂的古代民族文化遗存的发掘与研究,将会对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的历史过程,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历史文献的记载在这方面少而又少,错谬百出,《辽史》、《元史》等无不如此,因此考古学的研究就愈为重要。
    二、居延概况
    居延遗址位于额济纳河流域,其地南起甘肃金塔县毛目,北至额济纳旗苏古淖尔南端的宗间阿玛,全长250余公里。其中在额济纳旗境内分布约230公里,主要城址和重要遗存均位于额济纳河下游西至纳林河,东到居延泽的宽约60公里的范围之内,在这一区域内,目前发现有青铜时代遗址1处,不同时期的城址13座,墓葬区6处,汉代烽燧118座,西夏至元代的庙宇10余处以及大片屯田区和纵横曲折的河渠遗存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居延地区先秦时称为“弱水流沙”,秦汉以后始称“居延”,据学者考证,“居延”为匈奴语,是“天池”或“幽隐”之意,《书·禹贡》记大禹治水,为疏通九浚大川,曾“导弱水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弱水即为今日之额济纳河,流沙则为居延泽。
    当两汉之时,汉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匈奴,所以特别重视西北边塞的防务。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7年),卫青收复河南地,重新修缮、加固了秦蒙恬长城。从集宁东南,大体沿北纬41度,循阴山南麓而西,直达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此后于太初三年(前102年)又在阴山以北筑长城,“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今包头至巴盟地区)塞外列城,西北至庐朐(qu)”(新疆阿尔泰山南麓),称为“外城”(今达茂旗向西,经乌拉特后旗至中旗境内)。大致在北纬42度线,西达额济纳旗苏古淖尔东北。与此同时,汉武帝又“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以遮断匈奴入河西之路,史称“遮掳障”。当时的居延都尉府就座落在居延泽西岸的绿洲上。因此居延一线是防御匈奴的战略要地。这里塞防工事向东与五原外城连接,向西南沿弱水(额济纳河—黑河)、疏勒河抵敦煌境内的玉门关,成为汉代最重要的防线。
    汉代居延地区农业发达,是汉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作为河西走廊的屏障,在汉对匈奴的战略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甲渠候官治所破城子遗址,就以出土二万余枚汉简而享誉中外。
    唐代在此设“宁寇军”统领居延军务,为防突厥侵扰,曾在居延筑大同城。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曾有诗作传世。
    西夏至元代,是居延地区继两汉后的又一个发展时期。西夏王朝在居延设置了“黑山威福军司”和“威福军城”(即黑水城)。元代置亦集乃路总管府,其治所就是在西夏黑水城基础上扩建的黑城子遗址,蒙古语称作“哈拉浩特”。这一时期的农业相当发达,存留有较多的农田及河渠遗址。宗教也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各类佛教寺庙、古塔以及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随处可见。
    三、居延地区以往的盗掘与调查
    科兹洛夫在1903年率领俄国远征队首次进入黑城,进行了一周的盗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运走了大量的文物,现在藏于彼得堡;随后又于1909年5月,再次对黑城子进行了8周的盗掘,所掠文书、雕塑和青铜器等,整理成40多个包裹,掠往彼得堡。
    斯坦因在1914年5月盗掘黑城,其发现虽略逊于科氏,但也将相当数量的文书和文物掠走,文书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其他文物藏于印度新德里博物馆。
    斯文·赫定在1927年—1934年随中瑞联合考察团到居延,发现了很多亭燧障塞,并进行了发掘,主要获得一万余枚汉简,现藏于台湾。
    1930年,贝格曼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汉代著名的居延边塞发现了总数达到上万枚的汉简,其年代几乎横贯了两汉的数百年。这在当时甚至今天都是震惊学术界的重大事件。在此之前,汉简的出土数量顶多是成十上百,在此40余年后,在破城子又有2万余枚汉简出土。当时有人曾将这一成就与打开敦煌藏经洞并列为中国20世纪西北两大发现。而居延汉简,是《史记》、《汉书》之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从20世纪30年代起,汉简研究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成果丰厚,影响颇大,成为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成功范例。出土大批汉简的同时,贝格曼在额济纳还发现了可能是文明史上最早的纸,以及第一支完整的毛笔。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于1962年—1963年和1982年—1984年也先后调查和发掘了黑城遗址,获取了部分文书、纸币等文物,对黑城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额济纳旗划归甘肃建制时,曾于1972年—1976年,对居延地区和汉代亭燧障塞进行了调查,并发掘了破城子和甲渠塞第四燧,获得汉简2万余枚。
    近几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居延地区进行了调查和复查,在对甲渠塞第七、九、十四、十六燧和绿城子的发掘中,获得汉简数百枚及一批珍贵文物。这些资料的获得,为居延地区的学术研究和遗址保护规划、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四、近年来的工作状况和主要收获
    最近几年在额济纳旗居延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是近百年来居延地区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之一。主要表现在:
    1、绿城子遗址的调查和发掘,确认了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绿城子遗址是一处椭圆形的古城址,东西长435米,南北长345米。城墙以黄土夯筑,经探沟解剖知,城墙地基在现今地表以下180厘米处,墙基宽约3米。现在地表以上的墙体以西墙和南墙保存较好,大部分地段经过汉代和西夏时期用不同的土坯修补,门址可能位于墙体的东南部。在城址内的北部高阜之处布5×5米探方3个,清理出椭圆形石片砌筑底基的房址2座,灰坑1座和墓葬一座。房址和灰坑内出有红陶直口扳手鬲、小口鼓腹大罐、敞口罐和灰陶小杯等;墓葬以裁出的河泥块垒砌而成,长2米多,宽约1米,中间偏一侧有一道隔墙,分别置有1具和4具人骨,均不完整,属二次葬。地表还采集到铜簪、铜锥等青铜制品。从文化面貌来看,应当属于青铜时代的四坝文化晚期遗存,时代属于西周阶段。
    2、居延地区汉代城址和烽燧障塞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重大进展。
    (1)基本搞清楚了这些城址,特别是烽燧的分布规律及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座落于不同地域和不同地形条件的烽燧障塞,是根据地形条件的不同而采取平地叠砌 、夯土包砌和台地分砌等三种不同的建造方式。史载,武帝“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史记·匈奴列传》),额济纳河流域至居延泽一线的亭障设置,当是这一记载的直接印证。
    (2)经过对居延汉代烽燧线的调查发现,分布于伊肯河两岸的烽燧基本都建有坞墙,同时,在烽燧线的西侧,发现了宽约9米的“天田”。在甲渠候官第九燧的发掘中,还出土了记载各燧分管“天田”多少里的木牌。证明了戍卒“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汉书·晁错传》),专司候望之职的真实性。
    (3)在对几座不同结构的烽燧遗址发掘后,使我们了解到烽燧内分为烽台和居室两大部分的基本布局。同时,通过烽燧上部堞墙和转射、弓弩、虎落、羊头石的配置和房屋中灶台、暖墙、多层粉刷的墙壁及生活用品的出土情况,我们可以复原当时守边戍卒屯垦边关,且耕且守的生活场景。
    (4)在甲渠候官所在的烽燧线上,大部分烽燧是经过多次改建的。通过发掘现场的观察发现,许多烽燧是在抹了草拌泥的原来的四周外壁上,再向外扩建1—2米。有的烽燧内部在发掘时,仅在东侧靠近门道的地方留有一间小屋,其它各室均已封堵,并可以看出其逐步封堵废弃的过程。有的烽燧内,在重新使用原来废弃的房间时,并没有将废弃时的沙土清理完,就在沙土之上再作改建。说明了这些烽燧是多次被废弃的,而且规模越来越小。这些情况同西汉中晚期势力较强,其后,从西汉末到新莽、东汉时,势力逐渐衰微是相一致的。
    (5)发掘的5座烽燧出土了500余枚汉简,其年代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我们从中可以获取大量的有关汉代边关行政设置、军事调动、规章制度、边关生活、生态环境和居民生业等方面的信息,为我们深入研究汉代居延地区的历史,探讨当时的汉匈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3、对绿城之南和城东两处共150余座夯土高台建筑遗迹的性质给予了确认。这批夯土高台在前人的记述中,几乎没有提及。高台多以河里的胶泥土分层夯筑,一般厚10-15厘米,台子只夯筑四壁,厚约50-120厘米不等,基本呈方形,边长3-7米左右,高约3-6米。台子中间填充就地取出的沙土。台子多数为单体建筑,也有两个和三个一排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排列的。在分别对绿城南和东部2座夯土高台遗存进行发掘后发现,这些夯土高台是墓葬的墓上建筑。高台下方为墓室,多以青砖砌成。绿城东清理的M1,墓室分前、中、后三室,总长10米,其中中室略呈方形,前、后室呈扁长方形,以大青砖直砌墓壁,墓地铺有长方形青砖地面。墓葬顶部以长方形大砖券顶,墓门南向,墓道长约10米,斜坡式,两侧以土坯平铺叠砌,开口较宽,底部略窄。墓葬早年被盗,墓门上方有一较大的盗洞,墓内后室积土之上的墓壁上有大量烟垢。说明此墓被盗掘后,可能曾有人在此居住。清理到墓底时,发现有腿骨和其它零散人骨,并在后室出土1件基本完整的半圆形陶灶。根据墓室结构和出土的陶灶判断,这类墓葬当为魏晋时期的砖室墓无疑。
    4、对居延地区的唐代遗存予以确认。唐代曾在居延筑大同城,以防突厥。大同城旧址即今位于黑城北约2公里的“马圈”城,现今内外两重城垣及东、西瓮城均有保留。城址略呈正方形,边长约110米。此城构筑方式完全不同于汉代障城,在城内发现较多的唐代瓷片。相传这类城址当年很可能圈养较多的马匹,故称“马圈”,现在其外城之内仍可发现较多的马骨;在其北约5公里处还有一座内外两重城垣的古城,名为温都格城,内城为一汉代的障城,外城则是以夯土筑成,大致长方形,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70米,墙高约5米,宽约2、5米。城内有较多的唐代瓷片等遗物;另在小方城北端约10公里处的大方城遗址,为一每边长约70米的方形城堡,城四角有圆形角台,城门位于东墙正中,城堡内正中偏西处是一座高约9米的烽火台,烽火台以石片叠砌,上下插有3层木柱。城址内外发现了大量唐至西夏时期的瓷片。
    5、西夏红庙遗址的发掘收获。红庙遗址位于温都格城东3公里处,由于遗址内存有大量的砖红色筒瓦和板瓦而得名。2003年冬,由于一伙不法分子对这座庙址进行盗掘,使文物遗存遭到很大破坏。2004年6月进行了清理发掘。西夏红庙遗址为前、后两进殿堂建筑,门略向西南。后殿南北长约5米,东西宽约4米,地面正中为突起的泥塑莲花座,直径约150厘米,四壁发现有上下3层壁画,内容以坐式佛像为主,线条流畅,色彩艳丽。有的壁画早年已经被取下叠放在地面之上。殿内还发现了长约2米的卧式佛像,其中的一个佛头高近50厘米,神态安详。此外,还发现了用骨头雕刻的小佛像等。后殿门外两侧,还见有坐式佛像,惜已残破。前殿前半部亦遭破坏。庙宇后面紧贴后墙,建有两座佛塔,西侧一座尚保留大半塔身,东侧的只剩塔基部分存在。在庙址的东侧是一座建在夯土高台之上的多间房舍,应当属于红庙的僧房。
    6、西夏黑水城—元代亦集乃路的新认识。黑水城位于达来库布镇东南约25公里的荒漠戈壁上。额济纳河原流经古城的南边,至今河道宽阔明显,但是由于河道改道,现今只是一条干涸的河床,沿岸原来的绿洲地带已经成为一片荒漠,到处都是枯死的胡杨和高大的红柳沙包。
西夏的黑水城的城垣规模不是很大,长宽各约240米,基本为方形 。城内除有官兵住所外,还建有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寺庙,以及少量民居。由于佛教的盛行,城内外都分布有佛塔等建筑物。
    黑水城的城垣经过两次修筑,西夏时代的黑水城已经被元代的亦集乃路城址叠压和改建。西夏的黑水城大致位于元代城址的东北部,有东、西、南三座城门。原来的东、北两面城墙,已经被包筑在元代的延长的东、北两城墙之内;还有残留的南城墙的东面一段后来作为元代的广积仓的北围墙;南城门及瓮城元代被改建成了关押囚犯的天牢。原在城内西南角上的佛寺,元代仍在供奉,寺内后侧有三座并列的佛塔,成为后来元代城中心的标志点。
    元代的亦集乃路城垣东西长438米,南北长347米,城墙用土筑成,高达10米,墙顶部残宽约2、5米。城内的四角有斜坡形蹬城的踏道,南墙正中也筑有斜坡形蹬道,蹬道都是双行道。城墙的东西两面开设城门,并加筑有瓮城。城墙外侧还加筑有马面,其中南北各6个,东西各4个;城外四角筑有高大的角台。元代扩筑的城垣,是延伸了黑水城的东、北两墙,增筑了南墙,扩大了城垣的西南部区域。原来的城垣范围就成了城内的东北区域。这样,城内的东北部分仍然是街市区域,西部和南部则是官署、寺庙和官员住宅区域。城内有三条东西向的大街,为城内主要街道,并僻有几条南北向的街巷,组成较为整齐的街区。自东城门进入的东街,直通至城中心有高台基的佛寺前,东街南面还有一条与之平行的大街,称为正街。这两条大街的两旁分布着店铺、作坊和民居。自西门进入的大街为西街,街北为总管府所在的大院落,街南分布有驿站、清真寺、佛寺等建筑物。城内佛寺多达6座,占地面积广大,成为这座边陲小城的一大特色。元代在城外还筑有佛寺和许多的佛塔。北城墙上甚至还筑有一座小佛殿,在西北角城墙上还建有大小不等的佛塔5座,最大的一座建在西北角台上,用土坯垒砌,为覆钵式塔,高达13米,经数百年风沙侵袭,依然耸立云霄,远在数十里外就可看到这座雄伟的古塔,成为黑城的显著的标志。
    居延是一部厚重的史书,封存于戈壁沙漠之中,发掘和解读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特别是为大遗址的保护提供科学的依据,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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