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贞元七年和田汉文文书及相关问题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 张铭心 陈浩
 

    一、文书概要
    2007年初,我们在北京的一位收藏家处见到了数件西域出土文书。据收藏者王先生介绍,这组文书来自于新疆,具体出土地点不明。然而据我们观察,这组文书的大部分基本上都是麴氏高昌国及唐西州时期的文书,出土于吐鲁番当无疑义。本文将要介绍的这件文书有明确纪年及杰谢乡等内容,为和田地区出土文书也是可以确定的。
    本件文书纸质,呈长方形,高38.2cm,上宽26.4cm,残存文字7行,行13-15字不等,墨书楷体,其中第1行只残留数笔,文字内容不可识,第2行与第3行各缺3字。录文如下。
    (前缺)
    1 ]□□□□[ ]□[
    2 当乡亦无此人,本刺史□□六?日?起,依名
    3 征索税粮紬布讫,□□□判作债填,
    4 纳了,其人并不知去处,今远投
    5 大王,伏望判付,用阿摩支寻问,将过庶
    6 免,代此人卖身,请处分,谨
    7 贞元七年七月 日谢乡头货里惟思

    由于该文书残缺,我们还不能对其作全面的解读。其内容或可概括为:惟思写此牒文给于阗王,叙述刺史依名籍征索某人税粮紬布,但其人不在本乡,因此惟思代此人纳税填债。后得知其人在大王处,故请求阿摩支过问此事,为其赎身,请求处分。基于以上理解,我们暂将该文书命名为《贞元七年七月杰谢乡牒为请大王处分事》。
    下面,我们将根据本文书中所包含的信息,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对于阗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不当之处,尚希方家指正。
    二、“杰谢乡”、“头货里”所见于阗乡里制度
    “杰谢乡”一词的出现尚属首次,以前都是以“杰谢”或者“杰谢镇”出现。
    本文书进一步证实了唐朝乡里制度在于阗地区的实行,并且首次证实了杰谢乡的存在。
    三.“大王”一词所见于阗王之地位
    本文书中出现的“大王”无疑是指于阗王。和田出土汉文文书中,提到于阗王的还有两处 [1]:一是MT.0130(OR8212-1516)《唐开元某年于阗王尉迟珪状及判等文案目》[2],另一件就是Hedin24号文书最后一行“节度副使、都督、王尉迟曜”。 [3]
    此处的大王是指哪一位于阗王呢?
    《悟空入竺记》记载贞元四年经过于阗时的情况:“我圣神文武皇帝……次至于阗,梵云瞿萨怛那,王尉迟曜。镇守使郑据。延住六月。” [4]可见,悟空贞元四年路过于阗的时候于阗王是尉迟曜。
    藏文《于阗国授记》记载,吐蕃占领之前的于阗王名叫Vijaya Bo-han Chen po [5],柯诺夫(Sten Konow)将其比定为于阗语文书中的Visa Vaham,即尉迟曜,此观点已为学界普遍接受。[6] 所以,贞元七年的于阗王应是尉迟曜无疑。
    四.“阿摩支”考
    本文书第5行出现了“阿摩支”一词,关于该词的语义及词源,学者们已经做过深入的探讨。[7] 贝利教授认为阿摩支是一种头衔,张广达、荣新江赞成贝利的观点,认为阿摩支应该作为一种荣誉称号而不是实际官职来理解。[8]
    我们认为把阿摩支当成于阗的一个实际官职来理解更为合适。
    五.于阗陷蕃年代考
    关于于阗陷蕃的具体年代唐朝史料并没有明确记载,北庭陷蕃后“安西由是遂绝,莫知存亡”。 [9]过去所见于阗汉文文书最晚的纪年是贞元六年,所以学者们通常认为于阗陷蕃的时间在贞元六、七年左右。[10]
    我们根据现有的材料,提出了“贞元七年七月以后,贞元十三年四月以前”的观点。此观点仍然比较宽泛。李银屏先生在《近年发现于新疆和田的四件唐代汉文文书残叶考释》一文中提到曾见过贞元九年或者十二年的文书。[11] 我们期待此类文书早日公布,这将有助于我们解决于阗陷蕃的具体年代问题。
    六、小 结
    本文以新发现的《贞元七年七月杰谢乡牒为请大王处分事》文书为线索,针对唐代于阗的乡里制度、杰谢与质逻的关系、于阗王的地位、阿摩支以及于阗陷蕃的年代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本文所介绍的这件文书的不仅首次证实了唐朝乡里制度在于阗的实施,而且是和田地区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晚的贞元年号文书。

[1] 根据陈国灿先生的最新文章,他认为Hedin24号文书的第8行“节度副使都督王”中的“王”是于阗王的自称。(前揭陈国灿《唐安西四镇中“镇”的变化》,第20页。)这样,和田文书中出现于阗王的地方可能就不止两处了。
[2] 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页。
[3] 张广达、荣新江1997,第340页。
[4]《悟空入竺记》(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圆照撰(十力经序)),大正藏2089。
[5] R.E.Emmerick, 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7, pp.60-61.
[6] 张广达、荣新江1997,第351页。
[7] F.W.Thomas, AMāTYA-AMOCHIH,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JRAS), 1927, p.122. 前揭R.E.Emmerick, pp.58, 59, 70, 71. M.Sylvain LéVI, Journal Asiatique, 1915, Onzième Série, TomeⅤ, p.191.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87年,第30页注释24。
[8] 张广达、荣新江1993,第147-148页。
[9]《资治通鉴》(16),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520、7521页。
[10] 认为贞元六年学者有斯坦因,见M.Aurel Stein, Ancient Khotan, New Delhi, 1981, p.284;森安孝夫1984,第57页;张广达、荣新江1993,第86-89页;孟凡人《隋唐时期于阗王统考》,《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第45-47页;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8页。认为是贞元七年的学者有林梅村,林梅村1993,第103页;白桂思(Beckwith)先生认为可能是贞元七年或者八年,Christopher I. Beckwith,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55.
[11] 李吟屏2004,第83页。承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史睿先生告知,此批文书已入藏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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