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隋唐引牛驾车胡俑写实现象
文物出版社 葛承雍
 

    驾车出行是周秦汉唐以来中国美术的传统主题和常见的表现题材,但是北魏平城之后随着墓葬中讲究表现墓主生前的奢华生活场面,陪葬陶俑和墓葬壁画愈来愈流行一种新的追慕内容,这就是驾车引缰之人往往要突出胡人的形象。我们一般常见的是牛车出门时等候主人上车的情景,高轮车前站立两个牵牛拉缰奴仆,其中常常有一个或两个都是胡人容貌的侍立形象。本文对这一艺术写实现象拟进行初步探索。
    一
    北魏定都平城后,一方面模仿中原的长安。洛阳、邺城的规划建制,另一方面将大批百工伎巧从各地迁至都城,“舆辇衣冠,甚多迂怪”;“所造车服,多参胡制”[1],因而被南朝人士看做是“胡风国俗,杂相揉乱”[2]。在北魏墓葬习俗中,鲜卑人既采用中国传统典章制度形式的“古制”“古式”,又部分保存了“烧葬”“歌谣”“鼓舞”“杀牲”等固有的“胡俗”(东胡)。但这类“胡俗”也吸收了来自河西风物和西域文化的因子,凉州僧人与西域胡僧带来了新宗教的艺术,例如佛教美术、雕刻装饰等,并能够运用到世俗墓葬中去。
    随着北魏太武帝太延年间控制了西北地区后,西域各国开始通过朝贡、贸易等形式与北魏来往密切,《魏书·世祖纪》记载太延元年(435)蠕蠕、焉耆、车师、鄯善、粟特诸国各遣使朝献,太延五年(439)“是岁,鄯善、龟兹、疏勒、焉耆、高丽、粟特、渴盘陁、破洛那、悉居半等国并遣使朝贡”[3]。西域诸国派遣使者来到平城,也带动了商人陆续沿着西北古道经河套抵达北魏境内,北魏也派出二十多批使者远赴西域,平城成了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舞台,从而使北魏平城时期宗教、艺术、音乐、雕塑、绘画、饮食、服饰等多方面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响,大同北魏墓群中出土具有西亚风格的金银器和玻璃器等随葬品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尤其是墓葬中屡屡出土的胡人俑引人注目[4],表明当时平城地区外来的胡人已经在融入当地生活。
    北魏迁都洛阳后,原先平城时期墓葬画像中具有汉魏传统的车马出行、庖厨宴饮、骑马狩猎等题材逐渐减少,但是人物画开始从平面转向立体,即平面的壁画被立体的陶俑所代替,汉魏时期墓壁上的车马出行图,渐渐改为墓室或壁龛里的陶塑牛车、鞍马对称的场面,牛车两侧有奴仆侍立而站,发展到北朝时已是固定模式了。而侍立在牛车两侧的奴仆常常有一位是胡人形象。
    从大英博物馆陈列的1925年入藏品胡人牵牛车俑来看(图一),这件文物为深褐色釉,出土地点被标为北中国(North China)而时间却写作六朝(Six Dynasties,6th century AD),高42厘米,长54.5厘米[5],其艺术造型是两个胡人左右两相静立在牛车两侧,均着胡服,翻领窄袖,圆额丰颐,面目开朗,满脸髭须;一个环眼大睁,似乎扬手举鞭(图二);一个浓眉圆眼,握手牵缰(图三);形象各不相同。雕塑者采用了“以形写神”的艺术传统,注重表现胡人的神态,但同时又很注意生活细节,在牛身下还放有一个壶或罐。
    我们观察到,胡人奴仆的造型是鬓发剪齐覆前额,双耳似蒲扇,眼睛直视前方,身体直立,表现出恭恭敬敬等候主人登车的形象。当时匈奴、乌丸等东胡常常髡头以为轻便,“人皆剪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6]。外来的西胡也是剪发,但是北朝政权也曾流行过辫发习俗,谓之“索头”。发型在北魏孝文帝革新鲜卑旧俗后一直反复变化,被人们认为是守旧势力与汉化运动之间的斗争标志之一。雕塑工匠有意将胡人奴仆刻画成齐发覆额的形象,而不是戴流行于世的鲜卑帽,就是通过两人发髻造型的反差表现民族对比。
    这类胡人上身着圆领小襦袄子,下身穿裳,内有合袴,短靴。当时胡人入华后多穿拓跋鲜卑民族服装,上衣下裤,与文献记载男性“裤褶”女性“裙襦”相同,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胡人贱者虽可以穿皮衣御寒,但一般是不许戴皮帽的,即使在胡族内部也是等级分明,可戴白毡帽,不许戴貂皮锦绫等贵族帽冠。
    胡人通常表现的“髯胡”“髭胡”,具有五大三粗特点,他们虽是一幅恭谨谦卑的样子,但更多的是脸上透出憨态。这与一般从骑侍卫昂首挺胸的紧张面容不同,也与奴婢低首趋步的小心拘谨形象不同。胡人这种传移模写反映了当时雕塑工匠对他们的认识,符合“丑胡”“愁胡”“悲胡”的身份与地位。
    胡人作为牛车侧旁的侍立奴仆,而不是以前的驾车驭手跪坐形式,更不是骑乘者,而是虚位以待,说明是为主人出行所预备的。雕塑工匠有意制造一个胡人、一个汉人站侍两侧,大概是为了表示“胡汉比肩”——胡汉奴仆皆用,这是当时普遍使用胡人为奴的一个真实写照,用胡人烘托出主人的气势。与此相似的是,在大同云冈石窟第六窟中心塔四周主佛龛周围有许多供养天和护法神,其中两两并肩人物中,必有一个高鼻深目、须发卷曲的胡人,另一个则是地道的中原人形象,这种雕塑模式固然反映了佛法传播过程中胡僧西来的真实,但也反映了平城胡汉民族杂处聚居的实际踪迹。
    我们认为雕塑工匠只是截取了王公贵族出行的一个场景片断,交代表现墓主人的背景,选择日常生活细节来铺叙。在“胡角横吹”奏鸣动态中,有着侍立胡俑的静态,动静对比的意境里,从侧面看,只见胡奴或只见汉奴,并立不避;从后面看,牛车正敞开车门,等待主人登车。一般来说,男主人骑马,讲究马鞍装饰齐备;女主人坐车,追求牛车华丽舒适;形成出行以牛车和以鞍马为中心的左右对称场景。但实际上鲜卑一些贵族高官也学习汉族豪贵门阀坐车,以显示出行的排场和仪仗的威风。
    南朝人记载北魏出行场面:“其车服,有大小辇,皆五层,下施四轮,三二百人牵之,四施索,备倾倒。轺车建龙旗,尚黑。妃后则施杂彩幰,无幢络。太后出,则妇女著铠骑马近辇左右。虏主及后妃常行,乘银镂羊车,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辕中”[7]。但是“所造车服,多参胡制”,说明引用汉晋舆服制度中仍保留着北方民族的胡制。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魏晋以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驾牛车,历代经史,具有其事”。当时北方混乱,马匹减少,牛车代替马车成为一种交通工具。同时贵族官僚由马车转为喜乘牛车,也与牛车较慢安稳有关,牛车车身外部高大严密、长檐遮阳,内部可障帷设几、任意坐卧。牛车中又分为“通幰牛车”(从车顶到车前后用大幔遮住)、“偏幰牛车”(大幔只遮车前半部)、“罩檐牛车”以及“敞棚牛车”等等,以此显示等级地位[8]。这类在墓葬壁画、雕塑中模仿真实的牛车比比皆是[9]。北魏到北齐还制定有专门的五辂车制,隋唐沿袭这种制度并更加完备。尽管北魏到北朝开始文武骑马之风兴盛,甚至宫内嫔妃多骑马,然而乘车作为一种摆谱排场还是被沿用,因此牛车装饰尊贵与胡人奴仆低下是相辅相成匹配的,就是为了“辨名品、表贵贱、彰尊卑”。
    二
    驾车出游是文人善于描写的汉魏古题,曹植《门有万里客》,陆机《门有车马客行》等五言诗都是当时的特色,有的借途中见到人家婚娶丧葬场景来抒发人生的感慨,有的借自己与门客对话寄托四处迁徙的悲感,还有的借驱车出行渲染乘车人的气宇轩昂。
    郑岩教授曾指出:从汉代以来,胡人形象就常常出现在中原的艺术中,其中一类便是侍从门吏。与其说将这些画面解释为对当时民族融合状况的记录,倒不如解释为自古中原普遍流行的以外族异类来抬高自己身份的文化和血统的优越感[10]。
    据我的观察,汉代人注重地上、地下的陵墓建筑,但对墓内陪葬俑制作或是艺术造型还是朴拙粗糙,几个世纪后北魏后期才再次注重陪葬俑本身质量的制作提高,真实反映当时生活中就出现了胡人奴仆,然而这时胡人形象已经远比汉代(尤其是东汉)胡俑精良的多了。这不仅说明墓葬俑作坊大大发展,而且证明胡人进入中国后在社会上已经引人注目了。雕塑工匠在艺术创作时,他们考虑到墓主生前驾车出行奴仆侍侯,就是显示自己是鼎食之家或豪贵高门,至少是大户人家,车辆代步,牛驾稳妥,说明此土富足,可安人生。
    鲜卑北魏至北朝之际,战乱频繁,朝代更替,生死无常,促进了人们在墓葬中“视死如视生、事亡如事存”的追求,无论是朝廷赏赐的“葬器”,还是作坊生产的“葬具”,或是墓主人生前提出的“葬仪”,都希望在死后的虚拟世界里继续有着理想的生活与想象的奢华[11]。因而整个墓室里洋溢着浓郁的具象化生活气息,特别要突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显赫场面,在出行仪仗俑群中,先行的“鞍马游骑”在前,跟随的“犍牛香车”在后,他们往往和门卫仪仗、军乐演奏组成一个前后呼应的盛大场面,有些俑尽管制作的朴拙粗粝,形态憨厚,甚至失之简单,但为了衬托墓主高贵的仪态和身份,舍弃了传统的汉人面孔,选择外来的胡人形象,体现墓主本人的意愿。工匠们的创作自然要以丧家需求为目的,在丧家的允许下,胡人奴仆造型不时摆放于墓葬之中。
    唐代将胡人奴仆侍立牛车旁边这一场景继续发展铺陈,细致地突出了墓主人的心理,出门官场应酬,驾车宦游寻访,亲友告别分手,春游登览徘徊等等,都需要安稳坐车享受舒服,不像骑马那样颠簸,更重要的是要显示自己的门第等级,摆阔贵族的威风,因此坐牛车多了一分构思的匠心,极大的开阔了陶俑雕塑与墓室壁画表现时空的容量。
    美国西雅图博物馆展出初唐赶牛车釉陶俑(图四、图五)[12],高43.8厘米,一为胡人,一为汉人,仅从牵牛驾车陶俑细节来看,胡人不是唯唯诺诺、步行随后的扈从,也不是缓行备骑、回首张望的武士,而是持缰沉思、两目凝视,没有炫耀的神采,更没有喧宾夺主的傲态,给人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陈的唐三彩胡汉奴仆驾驭牛车俑(图六)[13],高33.7厘米,胡奴满脸络腮髯须,圆眼直瞪,身穿上袄下裳的服饰,头戴黑色圆沓帽;汉奴身着胡服,也戴有黑色圆帽。两人均不戴唐人幞头,与一般胡人造型不同,很可能是史书记载的“后周之时,咸著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像也”[14]。
    西安寄宝斋藏唐三彩胡人牵牛车俑(图七)[15],高40厘米,与其他牛车俑不同的是,这个牛车旁只有一个胡人,没有汉人奴仆。这个胡俑也是剪发,没有戴风帽或鲜卑流行的垂裙帽,大概表现的不是寒冬季节。但是他身着长袍圆领汉服,腰系蹀躞带,不是便于长途跋涉的短衣长靴,完全是驱牛赶车的家仆形象。
    陕西礼泉唐代显庆五年(660)梓州刺史李震墓西壁牛车出行图,一个牵缰拉牛的奴仆黑发剪齐,光腿赤脚,肯定是异族人形象。车后吊簾曳地,侍女男仆等跟随扛幔,似乎正陪侍主人出行(图八)[16]。
    唐昭陵陪葬阿史那忠墓东壁牛车出行图[17],牛车左右站立两个剪发异族人,一个手拉缰绳阻止犍牛前行,并回头张望正等候女主人上车;另一个则直视前方准备开道,两人躬身侍奉的奴仆形象表现出牛车出行前的恭候状(图九)。
    或许有学者指出这类胡人不完全是家庭奴仆,可能是赋役杂徭中服劳役充当固定驾驭牛车的车夫,和那些门夫、桥夫、仓夫、库夫、墓夫、田夫、水夫、烽夫等各色征发的充夫者一样。如果胡人以及胡人后裔被征发杂徭那就已经成为唐朝固定“胡户”了,因为唐代西州就广征胡汉编户中的丁中、工匠、庄园中的部曲、奴等,满足官府所需要的夫役劳动者,官府对“胡户”征发牛车时连车夫一起征发[18]。不过,从贵族高官的装饰豪华牛车来看,显然不是一般运输车夫所能装备的,所以我认为还是专门的家用奴仆侍侯着主人出行。
    有趣的是,工匠们为了塑造犍牛、牯牛类的形象,有意使拉车的牛千姿百态,有的牛头静止不动,两耳前倾,凝目垂视,有的牛头挺胸昂首,张口嘶鸣,顶鬃竖起,还有的牛肥硕庞大,项鬃摆动,全身重力后蹲,滞步不前,造型简洁生动。
    墓主人追求高位富豪的梦想,不甘于位卑名低、家世寂寞,车盖和乘马、童仆和婢女。甲第和朱门等等均是豪华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朝出与暮归都是“近走有车驾,远行骑骏马”。《晋书·舆服志》记载:“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魏晋以来牛车更为王公官僚广泛使用,并且漆画车厢或油漆车轮显示等级规格。因此,墓葬中陶制牛车结合胡俑的造型,反映了墓主人不仅期盼有一个心灵休息之所,也需求一个个人安身立命之处。墓室就是理想家园的表现。
    三
    通过牛车旁侧侍立的胡奴形象,我们认识到当时中原高官贵族有喜好使用胡奴的风气,用胡奴显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那么这些胡奴来源就成为我们需要继续关注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汉唐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城市都有“口马”交易市场,我们以具有特殊地域位置的高昌为例,高昌既处于中国通向中亚交通古道上的枢纽之地,同时又与多个民族居住地交界接壤,除了丝绸毛毡各种织物交易之外,牛马驼驴等大型牲口交易常年集中在这里,特别是胡奴、胡婢的买卖异常引人注目。
    奴婢买卖是一种特殊的买卖,在古代中西世界,各国统治阶级、上层贵族都把奴婢当作一种会说话的工具,把他们当作一种可转让、可出卖的商品,往往把奴婢与牛马同列一起买卖,所以史书记载“口马行市”发达。唐代律文中就认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
    然而,奴婢又不是普通的商品,尽管他们没有社会地位、身份十分卑贱,但他们毕竟是人,因而奴婢买卖交易必须有契约,既是对奴婢身份的证明,又是对拥有奴婢占有权的证明,具有双重作用。
    1997年新疆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地出土一件文献《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477)闰月十四日张祖卖胡奴券》(97TSYM1:5)[19]:
    永康十二年闰十四日,张祖从康阿丑
    买胡奴益富一人,年卅,交与贾行緤百叁
    拾柒匹,价即毕,奴即付,奴若有人认
    名,仰丑了理,祖不能知。二主和合,共成券
    书之后,各不得返悔,悔者罚行緤贰
    百柒拾肆匹,入不悔者。民有私要,要
    行,沽各半。 请宋忠书信
    时见:祖彊、迦奴、何养、苏高昌、唐胡。
    这份券契属于五世纪后期交易券约,被卖的胡奴“益富”使用了汉人的名字,而卖奴人康阿丑似乎也是昭武九姓“康姓”胡人,即胡族同胞之间卖出的记录,买方却是汉人张祖,已经三十岁的胡奴被转手倒卖,证明十六国时期高昌地区奴婢买卖交易很活跃,胡奴使用在当时比较盛行,汉人家庭愿意使用胡奴。虽然我们不知道三十岁胡奴被卖后从事什么劳作,但是如果能为主人驱赶牛车,应该还是可以推测的。
    当然,除了胡奴被买卖外,胡人入华渠道是多种多样的流动,有的是西域诸国遣使入华朝贡而来的随从,有的是随西域粟特胡商而来的运夫,有的是从河西辗转东渐的移民,还有的是作战被俘后的“胡虏”,就连胡僧也流寓南北各地,如此等等,他们不愿“还蕃”,很多人只能入藉州县成为“夷胡户”,甚至沦落为奴,以便寻找生活下去的出路。河南方城出土汉代守门画像石上就署有“胡奴门”三字,当时进入中原的胡人普遍从事守门、牵夫、屠夫等职业,奴仆地位十分低下[20]。墓葬中发现的随葬胡俑,大多数应该是在现实生活中沦为厮役奴婢的胡人,驾车驱牛的胡人俑也不例外。
    2000-2002年在太原发掘的北齐徐显秀墓中,墓室东壁彩绘牛车图有胡人和穿着鲜卑服饰的人正在备车,准备出发(图十),胡人全脸短须,高鼻瞪眼,发式卷披,身着翻领白袍,正在回头直望车内(图十一),似乎了望主人是否上车。而另一仆从手持牛车缰绳,生怕犍牛昂首奋蹄阔步走脱。这幅画以墓主夫人乘坐的牛车为中心,周围簇拥着众多侍从和仪仗人群,画家有意突出胡人侍从的形象(图十二),准确地反映了各色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至少证明胡人奴仆地位不会高于其他人[21]。
    早在1979-1981年发掘的太原北齐娄睿墓墓室西壁出行图上,亦有驾牛的赤轮华毂通幰安车,辕外左右各有胡人奴仆侍侯(发掘者又称为白奴)[22],正在紧勒缰绳制止牛前行(图十三)。如果从整个墓葬壁画互相联系来看,驼运图中有浓眉深目的胡商,仪仗队伍中亦有高鼻浓须的胡人,出土陶俑也是胡人形象(图十四)[23],表明当时胡人异常活跃,成为北朝贵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角色。有研究者将胡人说成是非洲黑奴或昆仑奴[24],恐怕是图像失真后的误判。
    徐显秀墓、娄睿墓壁画均再次告诉我们,晋阳作为东魏北齐的“别都”或“霸府”,达官显贵讲究豪华出车排场时,少不了要拉出一个胡人奴仆牵牛驾车作为陪衬。墓主人的起居生活、活动交往等是“殊等级、示轨仪”,备车出行自然是贵贱有别的标志,成为工匠塑造时要突出的尊卑上下葬俗主题。
    以上历史文献结合文物实物使我们有了胡人跃然眼前的感觉,尽管塑造的胡奴形象不如胡人武士俑剽悍雄健,也不如骑驼胡商俑灵动传神,但是造型的细腻与洗练,仍然使我们神移目摇,写实性极强,这些有可能是在口马市场上被贩卖来的胡奴,成为贵族官宦人家的侍从,并通过艺术表现形式营造出当时的出行意境,以显示主人具有使唤异族奴仆时尚的优越感。
    北魏至北朝一百多年间胡汉民族交融为盛唐出现做了准备,学术界长期以来讨论的鲜卑汉化和汉人胡化的问题,实际上大多是北魏孝文帝之后上层社会的动向,作为下层社会不管什么民族,鲜卑人、汉人、南人或是胡人等,“夷狄蛮戎”统统超越民族与地域而被纳入良奴制度范围内,成为隋唐良贱制的直接渊源。等级身份制是华夷不分的社会普遍存在现象,陵墓丧葬制度中最本质的还是体现墓主身份的等级礼制。北魏孝文帝改胡姓、禁胡语、止胡服,都不如门阀姓族分定的影响深远,东魏北齐的鲜卑化和西魏北周的府兵部落化、赐胡姓等都不是历史主流,真正在历史演进中的还是人的身份等级变化。墓葬中的陶俑、壁画所表现的胡人牵牛车正是身份等级贵贱的写实。
    唐代之后,胡人虽不在社会中活跃,但其形象有时还出现在墓葬中。我们在宋代墓葬中见到的胡人侍立牵马青白釉俑(图十五、图十六)[25],是1970年景德镇市郊洋湖出土,头挽发髻深目高鼻的胡人正在勒缰牵马,只不过这种艺术造型变形很大,已失去北朝隋唐时代外来文化那种原来的时尚风采。
    总之,引牛驾车辕旁胡人侍立俑成为探索从北朝到隋唐雕塑艺术发展的一个环节,是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既为研究当时胡人胡风习俗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历史佐证,又为入华胡人多为社会下层役使对象提供了翔实的证据。这种艺术写实现象值得今后进一步关注。

[1]《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中华书局,第254页。
[2]《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中华书局,第990页。
[3]《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中华书局,第84-90页。
[4]刘俊喜主编《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第六章乐舞杂技,第169页,彩版八六——八八。文物出版社,2008年。
[5]笔者注意到大英博物馆文物展示标签写作Model of a bullock cart in ceramic with dark brown glaze,出版图书写作Earthenware model of a cart with bullock and human figures,见J.Rawson(ed .),The British Museum book of chi,London,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2.
[6]《北史》卷九八《匈奴宇文莫槐传》,中华书局,第3267页。
[7]《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中华书局,第985-986页。
[8]拙著《中国古代等级社会》第三章等级与车轿,第95-9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9]北齐娄睿墓、徐显秀墓的壁画以及隋唐墓中的陶俑、三彩俑均为常见表现题材。
[10]郑岩《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图像》,《艺术史研究》第一辑,第146—147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最近作者《逝者的面具——再论康业墓石棺床画像》再次申述了此观点,见《中国古代墓葬美术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9年。
[11]与西方多有为生者塑像的传统不同,中国自古以来默守一种不成文的习惯:不为生者塑形立像(除非具有浓重政治色彩的情形)。所以墓葬中的雕塑多为追忆作品,对现世乐生的追求反映在执著于重死传统上,而异域胡人形象丑陋“人不生敬”,烘托出墓主人生前的身份与地位。
[12]《海外遗珍——陶瓷》(一)第54页,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印,1986年。
[13] Arts of Asia,(《亚洲艺术》——(亚洲古代艺术展图录),2008年。
[14]《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中华书局,第266页。
[15]齐跃进《寄宝斋藏海外回流文物珍品》图录,2008年。
[16]张鸿修《中国唐墓壁画集》第38-40页李震墓壁画,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作者将牵缰拉牛人判断为“匈奴人”驭手,并说牛车来自唐代西北地区的高车部,这种解释恐怕有误。
[17] ]张鸿修《中国唐墓壁画集》第75-77页阿史那忠墓壁画,该墓1974年发掘。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临摹者因墓主为突厥人,故将引牛拉车的驭手也解释为突厥人,实际上异族人剪发头饰与突厥人披发形象大不相同。
[18]程喜霖《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杂徭》(下篇)附录《唐代夫役文书一览表》,见《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51-55页。
[19]柳方《吐鲁番新出的一件奴隶买卖文书》,载《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122-126页。文书原件图版见《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上)第125页,中华书局,2008年。
[20]刘玉生《浅谈“胡奴门”汉画像石》,载《汉代画像石研究》第26-28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21]《北齐徐显秀墓》第36-37页备车图,文物出版社,2005年。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常一民先生提示笔者注意1972年发现的日本奈良县明日香村出土的墓葬壁画出行图题材与徐显秀墓壁画非常相似,这是公元8世纪初期日本唯一描绘宫廷风俗的壁画古墓,作为日本国宝级文物可进行高松冢墓葬壁画与中国北齐时代的壁画的关联性探索。
[22]《北齐娄睿墓》第32页出行仪仗图,文物出版社,2004年。
[23]《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第72页墓葬壁画、第207页结论都说是车辕两侧各由一黑奴(昆仑奴)制止犍牛前行,又说昆仑奴高鼻邃目、浓眉瞪眼。蓄胡卷发,对人物判断显然有误。文物出版社,2006年。
[24]麦积山第123窟左壁西魏胡人侍者,齐发覆额,其形象与娄睿墓胡俑相似,证明北朝时期胡人侍者造型有着整体的相同。见《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第141页、143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25]《江西省博物馆文物精华》第52页图三五,青白釉胡人牵马俑,文物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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