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西边日逐王”事迹考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王子今
 

    据《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记载,“西域诸国”在汉帝国势力介入之前,“皆役属匈奴。”当时,“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所谓“匈奴西边日逐王”的活动,直接代表匈奴从事对西域的经营。考察“日逐王”、“匈奴日逐王”、“匈奴西边日逐王”事迹,可以深化对汉代匈奴史、西域史,以及汉王朝边疆行政史与民族关系史的认识。
    一  “匈奴西边日逐王”与“僮仆都尉”“领西域”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介绍西域地理条件、交通形势、经济生活与政治关系,涉及匈奴势力的作用: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所谓“役属匈奴”,颜师古注:“服属于匈奴,为其所役使也。”
    “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所谓“领”者,包括“役使”和“赋税”。这一行政形式,陈序经以为“通知西域诸国,收赋税与利用西域诸国的人力物力与汉对抗”。[1]
    “匈奴西边日逐王”的权势和地位,应与匈奴其他部有所不同。这是一个依赖“役使”和“赋税”“有城郭田畜”,即以农耕经济为主要经营形式的“土著”民众为生的游牧族强权势力。
    匈奴骑兵对汉地等农耕区的侵犯,其实并不仅仅追求闪击式的劫掠和短暂的占领。他们理想的征服形式,应当是这种“役使”和“赋税”。“匈奴西边日逐王”对西域的控制,或许可以说实现了游牧族军事势力征服农耕区的最完满的境界。这种“役属”形式,是汉帝国北边农耕族与游牧族关系中比较特殊的情形。
    所谓“僮仆都尉”,应是汉文意译。译文形式突出强调了“役使”的关系。有的辞书解释“僮仆都尉”即强调对西域各国的奴役:“匈奴单于国在西域设置的官员,‘僮仆’即指奴隶,僮仆部尉的职责是统管西域各国,从官名可知,匈奴将西域各国居民视为奴隶。”[2]
    二  “日逐王”部的生存方式
    关于“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事,《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记述:“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所谓“西域诸国大率土著”,颜师古注:“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随畜牧移徙也。”也就是说,西域诸国大多“著土地而有常居”,与匈奴、乌孙“随畜牧移徙”不同。而“匈奴西边日逐王”部的生存方式应当与匈奴其他部类同,大致是与游牧作为主体经济形式。
    然而《西域传上》有“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的记载,所谓“取富给焉”,颜师古注:“给,足也。”则“日逐王”部的生存方式,竟然是依靠剥夺西域诸国得以维持。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写道:
    ……其明年,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
    是匈奴“右地”曾经有“屯田”经营。
    从现有资料看,匈奴日逐王部可能如许多游牧族一样,以“农作”为“辅助性生业”,即“兼事农业”,“从事一些农作”。[3]受西域人和汉人的影响,不排除曾经组织相当规模的“屯田”的可能。
    林沄在运用考古资料讨论匈奴族源时指出,“根据在古代戎狄分布地区所出土的同期考古材料,我们所能复原出来的是一种半农半牧的经济类型,而不是典型的游牧方式。”[4]我们期待者有关匈奴日逐王部的考古发现。
    有学者指出,“匈奴境内当时必定有大批汉人,其生产生活方式仍保留或部分地保留着定居农耕的方式,……”[5]匈奴日逐王部的情形,则应当是定居从事农耕的西域人的文化影响力更为明显。
    三  “日逐王数万骑归汉”事
    据《汉书》卷六四上《匈奴传上》:“乌禅幕者,本乌孙、康居间小国,数见侵暴,率其众数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单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长其众,居右地。日逐王先贤掸,其父左贤王当为单于,让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许立之。国人以故颇言日逐王当为单于。日逐王素与握衍朐鞮单于有隙,即率其众数万骑归汉。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单于更立其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林幹以为西域史的这一转折,导致“西域的全部统治权由匈奴转入汉朝之手,日逐王所统率的部众亦由匈奴的力量转变为汉朝的力量”。[6]邵台新也指出,自此,“汉朝的号令已行于西域。”[7]
    通过《汉书》卷八《宣帝纪》“(神爵二年)秋,匈奴日逐王贤掸先将万余人来降”,随即“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贺正月,始和亲”的记载,可以得知日逐王“归汉”对于匈奴阵营内部形成的强烈的冲击性影响。
    不过,所谓日逐王“归汉”后“单于更立其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暗示又有新的匈奴势力填补了联系匈奴与西域的相应空间。
    四  悬泉置汉简遗存有关“日逐王”的信息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安远缪侯郑吉,以校尉光禄大年将兵迎日逐王降,又破车师,侯。神爵三年四月壬戌封。”“归德靖侯先贤掸,以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降,侯,四月戊戌封。”是先贤掸与郑吉受封在神爵三年四月。据《汉书》卷八《宣帝纪》,“(神爵二年)秋,匈奴日逐王贤掸先将万余人来降。使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迎日逐,破车师,皆封列侯。”记载日逐王“来降”及与郑吉“皆封列侯”都在神爵二年秋。
    敦煌悬泉置出土简册有关于“县泉厩”接待日逐王的消费记录:
    广至移十一月谷簿出粟六斗三升以食县泉厩佐广德所将助御效谷广利里郭市等七人送日逐王往来(I91DXT0309③:167)
    三食食三升校广德所将御故廪食县泉而出食解何(I91DXT0309③:168)
    郝树声、张德芳已经有所研究。[8]简文为考察“匈奴西边日逐王”“至汉”行程以及当地接待方式提供了新的可靠资料。
    五  “日逐王”名义考
    “日逐王”是匈奴诸王名号中极少见可以以汉文字义解说者之一。
    《汉书》卷六四上《匈奴传上》记载:“初,且鞮侯两子,长为左贤王,次为左大将,病且死,言立左贤王。左贤王未至,贵人以为有病,更立左大将为单于。左贤王闻之,不敢进。左大将使人召左贤王而让位焉。左贤王辞以病,左大将不听,谓曰:‘即不幸死,传之于我。’左贤王许之,遂立为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立,以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其子先贤掸不得代,更以为日逐王。日逐王者,贱于左贤王。单于自以其子为左贤王。”《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太始元年”取用这一史料,写作:“是岁,匈奴且鞮侯单于死;有两子,长为左贤王,次为左大将。左贤王未至,贵人以为有病,更立左大将为单于。左贤王闻之,不敢进。左大将使人召左贤王而让位焉。左贤王辞以病,左大将不听,谓曰:‘即不幸死,传之于我。’左贤王许之,遂立,为狐鹿姑单于;以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其子先贤掸不得代,更以为日逐王。日逐王者,单于自以其子为左贤王。”胡三省注引师古曰:“日逐王居匈奴西边,以日入于西,故以为名。至宣帝神爵二年,掸来降。”[9]有学者说,“狐鹿姑单于的继位有一点戏曲化。” [10]原意当是说有戏剧性,即情节曲折复杂有偶然因素。苗普生同意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日逐王“盖置在太始时”的意见,以为“可以断定,在公元前一世纪之前,匈奴不置日逐王”。[11]刘维新主编《新疆民族辞典》可能亦取用徐松说,以为“僮仆部尉”也“大约设置于汉武帝后期”。[12]这样的判断,也许并不能提供确定的论据。
    颜师古所谓“日逐王居匈奴西边,以日入于西,故以为名”,符合“匈奴西边日逐王”领地的方位。也使我们联想到夸父逐日传说。《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大泽”方位在北。又《太平御览》卷五七引《山海经》:“桃林方三百里,在昆仑南、夸父山北。”《抱朴子·内篇》卷三《辩问》又说:“飞廉、夸父,轻速之圣也。”其“轻速”的特质,也与游牧族机动性甚强的习性相合。
    现在尚无充备的资料具体说明“日逐王”名号的文化内涵及其发生的文化条件。但是由相关的“僮仆都尉”名号汉文化意味甚为浓厚可以推想,“日逐王”定名或者汉译,或许有熟悉夸父逐日传说的知识背景。

[1] 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253页。
[2] 刘维新主编:《新疆民族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41页。
[3] 王明珂:《游牧者的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33页至第36页。
[4] 林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1.2合期,收入《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65页至第386页。武沐《匈奴史研究》引此文,“林沄”均误作“林幹”,篇题误作“《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20页。
[5] 马利清:《匈奴、原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382页。
[6] 林幹:《匈奴诸王驻牧地考》,《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第98页。
[7] 邵台新:《汉代对西域的经营》,辅仁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77页。
[8]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264页至第265页。
[9] 颜师古此说未见于《汉书注》。苗普生引文于《汉书·匈奴传》“日逐王者,贱于左贤王”文后言“严师古注曰”云云。《匈奴日逐王考》,《新疆文物》1991年3期。似易引起误解。
[10] 武沐:《匈奴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92页。
[11] 苗普生:《匈奴日逐王考》,《新疆文物》1991年3期。
[12]刘维新主编:《新疆民族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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