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雅古丝绸见证中国汉代丝织技艺
苏州丝绸博物馆 王晨
 

    尼雅遗址曾经是西域三十六国的精绝国所在地,也是西域“丝绸之路”的要冲,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融合之地。1995年,中日两国学者组成的尼雅遗址联合学术考察队发掘了一批保存较好的墓葬,出土了许多精美的汉晋丝织品,文物质量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是近年来汉墓出土丝织品中最丰盛的发掘,也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丝绸之国,作为古老文化的象征,对于人类文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交流和生活美化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汉代丝绸在中国古代丝绸史上具有相当显耀的历史地位,而尼雅95MN 1号墓M3和M8出土的丝绸文物则在织物结构、图案题材、色彩配置以及制作工艺技术等方面,均有重要的不可多得的研究价值。
    丝绸文物概述
    尼雅M3和M8出土的丝绸文物有研究价值的占了很大部分,不仅保存良好,而且品种丰富,色彩艳丽,集中体现了汉代丝绸的特色。据我们当时在文物现场分析整理情况统计,约有60件衣物饰品上应用了丝绸,可称是已出土发掘的汉墓中最为盛况空前的。从织物结构种类上分,主要有锦、绮和绢,其中“锦”的数量之多,图案之丰富,色彩之绚丽,让我们感受到汉锦的高超技艺和恢弘气势,更打破了人们总认为文物是陈旧破损的观念,特别是精美绝伦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和“王侯合昏千秋万岁益子孙”织锦衾被,织品独特罕见,纹样神奇,配色讲究,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十多年来,对尼雅丝绸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中,通过探索,不断地补充和完善我们对汉晋时期丝绸文化及丝织工艺技术奥秘的正确认识,也对保护丝绸文物起到促进作用。以下着重就汉锦和汉绮的丝织工艺作一交流探讨。
    高超的汉锦织造技艺
    汉锦是汉代丝织品中结构最复杂、工艺最繁多、艺术最华美、品质最贵重的品种,代表着汉代丝绸织造技术的最高水平。汉锦的基本特征是:由多彩经线起花的平纹重经织物,它通过组织的变化,在经向显示出多种色彩及不同风格的纹样。基本结构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的经线和一个系统的纬线以平纹为基本组织重叠交织而成。根据经线系统的组合数不同,可以形成多重平纹型经锦结构。就M3和M8出土经锦结构的种类有四种,分别是二重平纹经锦,三重平纹经锦,四重平纹经锦和五重平纹经锦。从织物结构显示,在相同单位面积里,重叠的经线根数越多,织物就越厚实,平挺,与此同时对制织该织物的技术难度越高。因此,在这几种类型结构中,五重平纹经锦在制织工艺上难度是最高的。
    出土于尼雅M8墓中的一件护臂面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便是由五重经平纹组织构成的, 不仅织物结构复杂,且经密高达220根/cm。而以往出土的汉锦最高密度在150根/cm以下,相差之大,足以显示中国汉代丝织工艺技术的精湛和高超,表明此时在经向显花的织锦生产技术已发展到了极盛。不仅如此,它的出现还使汉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品质得到进一步提高,因而倍受专家学者的关注。
    我馆在国家文物局的批示同意下,于1999年开始对该件文物作细致深入的技术研究,承担了复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的任务。通过复制研究,验证了一些书本上未有记载的关键技术,还揭示了一些织造工艺技术中的奥秘,从探究织造工艺的视角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装造工艺研究
    汉时提花织锦的织机装造,有多综多蹑和束综提花两种形式,一般视提花图案循环的大小而定。根据“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的图案结构显示,一个花纹循环是168根纬线,显花的纬线数是84根,织造时应用这两种织机装置均可,但各有利弊。若应用丁桥织机的多综多蹑装造来制织,就必须使用84片综作显花,按意匠图要求穿综,另用4片素综起平纹,织造时可由一人操作完成。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综片如此之多,在踏蹑操作过程中很难将后半部分的综片顺利提起,梭口的清晰度就更难保证了;二是经密如此之高,经线全部集中在综片内十分拥挤,当某一片综框被提起时,丝线相互粘连会阻碍梭口的清晰,由这双重问题叠加在一起,会导致织造难度很大。若应用束综提花装造来制织,这个问题会得到缓解。但是否把握很大?也是未知。因为该件五重平纹经锦是首次出现,相关工艺记载几乎在资料书籍或其它研究性论文中找不到。若采用束综提花的装造实施复制工程,唯有借鉴我们已有的汉锦复制经验和具体的实践,来探索和验证一些疑难问题。出于多种考虑,最后还是决定用束综提花装造来复制该件织物。
    束综提花装造的工艺关键有两个方面,一是解决高经密条件下减少牵线数和衢脚根数的问题,二是解决起平纹组织的素综能尽可能减小综密,保证开口清晰的问题。如果按每根经线穿入一根花综下吊一根衢脚来设定,就必须按3610根总经线的数量作相应根数的牵线和衢脚,才能满足装造要求。由于内门幅只有16.6cm ,若衢脚盘体积很宠大,就不利于花综提起,同时牵线数过多会增加牵花的劳动负荷。因此采用双把吊跨穿的方法是最为理想的,既能使每根经线作不同的运动,又能使牵线和下吊的衢脚在牵花过程中自由升降,牵线和衢脚线减少一半。至于素综片的设定,从组织结构上考虑,只需2片就可以了。但现实中因织物密度极高,就必需通过增加综片数来满足织造需要。经多次实验,最终用10片平纹素综,再增加4片伏综,每综穿入5根,每组跨穿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织造中使梭口清晰的难题,从而也实践证实了这种装造工艺的可行性。
    2.织物图案复制及花本制作研究
    图案复制的正确性是体现复制件神似的重要环节。在内经线数和经纬密度确定的前提下,首先要计算出准确的意匠比和纵横意匠格,然后根据原件中五种色彩分别显花的组织规律和图案结构,用五种色彩分别代表五种色经线,而原件由于丝线是条干不均的土丝,会使经密发生微小的变化,因此必须通过观察和分析具体图案结构,以及每组经线显花时与其它经线的组织关系,采用直观和直接的移绘方式在意匠纸上绘制图案。
    花本制作应是将这件精美绝伦的纹饰在织物上得以显现的一道重要工序,其中包含着相当的技术和技艺,可见身怀绝技的古代匠人是多么的富有智慧和创造性。以我们多年的文物复制经验,采取先根据意匠图挑制祖本,再根据祖本翻制成行本的工艺程序,由于该本花的耳子线只有84根,花回较短,故必须通过祖本将其翻倒成6个循环的行本,这样才能将行本脚子线的首尾联结起来,形成环状的线制花本,在花楼机上进行挽花制织。
    上述工艺的研究,让我们对汉代织锦技术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从已出土的织锦实物及相关资料表明,我国的经显花织锦技术可追溯至商代,战国时期重经织物的生产技术已很娴熟,而尼雅出土所见的四重平纹型重经织物甚至是五重平纹型重经织物更使人们对汉锦有了新认识,这充分说明汉代丝织技术较战国有了显著的进步,其技艺水平已达到了高超和精湛的程度,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
    三.独特的汉绮结构及其织造技艺
    菱格纹暗花绮出土于编号为95MNI号墓地M3号墓,原件为一件长袍,是该批出土丝织品中唯一的一件绮类织物,但它是汉代典型丝织物品种之一。经分析,该件织物的内幅为45cm,整幅内有12个花纹循环,每个花纹循环由240根经线与116根纬线构成,经线纤度为60左右,纬线纤度为54左右,经密64根/cm纬密28根/cm,边幅为0.5cm。
    绮是一种由一组经线与一组纬线交织而成的单层纹织物,也可称为小提花织物。在古代,将绮和锦、绣皆列为有花纹的高档织物,例《说文》中有“绮,文缯也。”但绮的工艺与锦、绣有很大不同,它是生丝织造后再练染的提花织物,质地松软,光泽柔和,色调匀和,是做单衣袍的极好材料。
    汉代的绮有两种结构形式,一种是地部为平纹组织,花部为三上一下的经面斜纹组织,另一种结构的绮,即地部为平纹组织,花部组织是在平纹组织基础上,又增加一个隔经隔纬的平纹组织点,它的特点是既增加了织物的牢度,又不影响花纹的外观,但由于经浮长仅为三个纬组织点,故花纹的清晰度不是太好,故有学者称之为暗花绸。1959年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就出土了一件东汉时期的黄色菱纹绮,而1995年在尼雅遗址发掘的M3中又出土了同样结构的一件男式绮衣长袍,特别引人关注。
    用怎样的装造及织机来制织该件文物,从理论上分析可以有二种方案。
    方案1:用多综多蹑纹织机制织
    这种织机制织提花织物,无需花本,而是通过一经穿多综的方法,应用脚踏提综的技术,生产出比较复杂的花纹织物。早在春秋战国之前,我国就已经有了腰机式的多综提花,汉代时期,多综多蹑制织工艺技术已相当普遍。我们要研究复制的这件“汉绮”,由于花纹循环不是太大,用多综多蹑织机来制织是完全可能的,也是较为符合历史状况的。
    方案2:用小花楼机制织
    根据原件花纹特点,用小花楼装造来制织是相当方便的。由于该织物是隔经隔纬提花,花纹又呈上下对称,因此制作花本时,可以用最少的脚子线和耳子线数来满足织造要求,即花本脚子线为120根,耳子线为30根。当装造设定为12花,则每根牵线下吊12根花综线;也可以将装造设置6花(每2花合为一组花),则每根牵线下吊6根花综线。素综为4片,用跨穿法起平纹组织,以减少每片素综的综密利于织造。穿综时单数经线既穿花综又穿素综的前2片,双数经线只穿素综的后2片。织造时一梭为单平纹,另一梭为双平纹素综与花综同时起综来完成一纬提花,以此往复。花综的牵花顺序是(1)第1~15根耳子线,(2)第14~1根耳子线(3)16~30根耳子线(4)第29~16根耳子线,需有2人同时操作。
    结语
    中国丝绸的历史博大精深,尼雅遗址出土的丝织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精美的丝绸艺术王国,与此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中国丝绸技术与艺术发展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信息。
    通过研究,深化了我们对汉晋时期尼雅地带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及其社会经济状况的认识,尤其这些保存良好色泽鲜艳如新的丝织品,不仅让我们领略了中国汉时精湛的织染技术,更使我们有机会探寻、学习和揭示其高超的技艺水平,并体会空前强大的汉文化,其研究有助于将汉代的丝绸科技史更为丰富和完整,从而让更多的人认识它,应用它,并发挥丝绸文物更大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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