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新疆织绣与中原影响
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 赵丰
 

    随着新疆地区的考古事业的发展、大量资料的发表和公布,我们对新疆当地生产纺织品的研究也同时走向深入。有道是“男耕女织”,这不仅是在中原地区,在新疆也应该一样。新疆有着自己丰富的纺织原料,3-4世纪时自己生产有毛有丝,同时也有可能已经种植棉、麻。这样,他们不可能仅是从东方或是西方进口纺织品,一定会自己生产。虽然一直有不少人从不同角度谈到过新疆当地的纺织品生产,但我所记得专门从实物角度谈新疆当地纺织品生产较早而且较细的还是贾应逸的两篇文章《略谈尼雅遗址出土的毛织品》[1]《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2]。武敏在《织绣》一书中也有专门一节《高昌地产织锦》写过相关的内容[3]。不过,我们现在可以走得更远一些,看得更广一些,特别是通过近年的一些展览和本期刊物的编辑,我们可以对新疆地产织物与中原因素的关系有一个新的认识。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新疆地产织物中来判断中原的技术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具有中原因素的角度来判定哪些织物有可能是新疆生产的。
    一.绵线锦绦
    绵线锦绦是极为典型的新疆地产纺织品[4]。最初由贝格曼在楼兰小河6号墓地发现过一些织锦带残片[5]。从其后来发表的照片及描述来看,都属绵线锦绦之类[6]。此后的发现主要集中在营盘。1989年,考古人员发现一件龙纹锦带(M10:15)[7]。1995年,营盘15号墓出土的淡黄色绢袍(M15:12)领口上也发现镶有几何纹的锦带,并贴饰两道金箔片[8]。1999年,考古人员再一次对营盘进行全面发掘,又出土了大量同类织物。其中有动物纹锦绦,由加Z向强捻的经纬绵线以1:1平纹经重组织制成,在幅宽2.5厘米的范围内,将红和浅棕、黄和绿、绛紫和浅棕绵线分区排列,织造时纹地色彩互换,形成整齐的长方格骨架,格内主题为奔走的动物(图1)。还有造型较为简单的方格变形动物纹锦绦,宽1.5厘米,1:1平纹经重组织显花,共分三个图案色区,黄和棕、黄和绿、红和棕,其间再隔以棕色的素区(图2)。此外还有两种几何纹锦绦,其中的图案和色彩更为简洁[9]。
    这类锦绦的共性非常明显。首先是其纱线用的是加有Z向强捻的绵线;二是组织结构采用的是中原地区传统的平纹经锦结构,一般的纹经和地经比均为1:1,但通常通过换区变色使得锦绦的色彩更为丰富(图3);三是织物规格,其幅宽通常极窄,只有几个厘米,而且一个织幅内通常有三个纹样的循环;四是织物纹样,有着纬向的循环而无经向的循环[10]。在这些特点中,采用丝线的中原因素自然不必说,而最为重要的是采用了中原传统的平纹经重结构。这种结构在中原地区最早出现在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非常流行,汉晋时期成为中国织锦的典型代表[11](图4)。而且这类织锦在这一时期大量输入新疆地区,它对新疆绵线锦绦的影响显而易见。
    在汉晋新疆地区的同时期墓地中,这种类型的织物基本上仅发现在营盘地区,而未见于尼雅、山普拉、楼兰、扎滚鲁克及吐鲁番等,说明这种绵线锦绦的生产具有极为明显的地域特点,有可能正是营盘所产。不过,这种技术在此后仍可以找到踪迹。吐鲁番哈拉和卓墓90号墓出土的《高昌永康十年(475年)用绵作锦绦残文书》:“须绵三斤半,作锦绦”[12],这里的锦绦有可能与营盘发现的锦绦相似。近来重看斯坦因在米兰地区发现的唐代毛织物中有一种几种纹和动物纹罽,用的竟然也是经重结构,虽然其表面组织已采用变化斜纹,有时还加入绞编织法,但其中的一段蓝地白花的动物纹看起来却是与营盘的龙纹锦绦如此接近(图5a,5b )[13]。
    二.绵线平纹纬锦
    绵线平纹纬锦已为不少人论述为新疆当地产品[14]。其中最为知名的要数吐鲁番阿斯塔那313号墓出土的红地瑞兽纹锦,其中带有明显的幅边,同墓出土的衣物疏证明这件锦可能生产于公元548年前后。(图6)。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309墓的几何纹锦也属于同类,年代相近,这件织物也可以看到幅边处纬丝回梭形成的圈[15]。后来,在营盘的考古中也有同类织物的发现。如8号墓出土的锦缘棉袍上的龙纹纬锦锦缘,以红色为地,浅褐和白作花,1:2的平纹纬二重,其中可以看到有翼应龙的形象,以及田字形和云纹骨架(图7 )[16]。另一件人物兽面鸟树纹锦的纹样构成更为复杂,由上而下为一伞盖状物,盖下悬有灯或钟状物,两伞柄之间为一人物,两脚之侧各有一只小鸟,鸟下为一大树,两树之间为一兽面。由于采用对称连续布局,整体纹样仍显得比较规整[17](图8 )。而更为重要的是本论文集中发表的几处遗存。
    首先是扎滚鲁克的遗存,它保存的数量极大,但由于出土时均为残件,又由于其经向图案不循环,因此很难判断其原来应为几件,只是暂时能分出六种:白地红花草纹锦、白地红几何纹锦、白地红条纹锦、胭脂红地植物纹锦、胭脂红地狩猎纹锦和胭脂红地龙纹锦[18]。其次就是甘肃玉门关花海墓地,其中的M26中出土一条碧裈,其中一部分织物为红地云气鸟兽纹纬锦,与营盘和扎滚鲁克绵线平纹纬锦的风格完成一致。由于M26的年代为升平十四年(377年),因此,它是我们目前所知同类织物中最早有纪年的实物[19]。
    这类织锦的共同特点:一是织物的经纬线均由手工纺成的丝绵线承担,其加捻均为Z向,常见色彩有白、红、灰、黄四种;二是织物的组织为平纹纬锦,明经通常为一根,而夹经则一般成双;三是其织物门幅通常较大,是为张的规格,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看,当时一张的规格为长180.4~216.1cm,宽95.2~107.1cm,其长约为宽的一倍;四是其图案的加工方法采用挑花,因此可以保持在纬向的循环,但在经向却并不循环[20]。最能说明它与中原关系的是其织物的图案和结构,其常见的简化云气动物纹图案可以认为是对中原传统汉式云气动物纹经锦的模仿,通常是以简化了的云气纹或是波纹作基本骨架,上面布置飞禽瑞兽纹样,其至是田字或目字状纹的装饰纹样,这也应该是对汉式织锦中汉字铭文的模仿。而其组织结构的原理也完全来自汉式平纹经锦,只是新疆当地织工将经纬线的方向作了90度的调整,将其变成了平纹纬锦。
    事实上,这种来自中原的汉式经重组织也影响到毛织物。新疆尼雅和营盘等地均出土过若干数量的毛织罽,如1959年尼雅出土的人物葡萄纹罽和龟甲四瓣花纹罽[21],1995年尼雅出土的几何纹罽[22](94MNN2:1),营盘出土的两件罽,一件是四瓣花纹罽[23](99BYYM18:19),另一件是营盘15号墓主身上所穿的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上的一个三角形卷藤花树纹罽[24]。还有一件传为营盘出土的鹰蛇葡萄纹罽在不同地方有收藏,类似织物中最好的一件现藏于瑞士阿贝格基金会[25]。所有这些毛织纹罽采用的组织结构都是平纹纬重组织,除材料用毛之外,其它所有的织造特点也与绵线纬锦基本相符。虽然我们还难以确定这些毛织纹罽的产地何在,以及这些毛织纹罽的生产年代究竟是早于还是晚于绵线纬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毛织纹罽与绵线纬锦一样受到了汉式经锦的强烈影响。正是在汉式经锦的影响下,其生产技术及组织结构产得以产生,并且其图案风格才自成一派。
    三.锁绣
    刺绣是人类最早采用的织物装饰方法之一,但不同文化区域所采用的绣法并不一致。从目前所知中国周边地区来看,早期巴泽雷克墓葬中发现的毛毡上大量采用的是贴绣[26],在新疆地区哈密五堡、且末扎滚鲁克等地发现的刺绣则主要是平针[27]。相比之下,中原商周时期的丝绣则较早地采用了锁绣。
    锁绣是一种较为特殊的针法,以圈的形式绕行形成线条。与直针绣相比,这样的线条面积较大,而且较有变化。中原地区最早的锁绣可能出现在商代,在商代青铜器上就已发现有锁绣的痕迹。到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锁绣的应用则更为广泛。山西绛县横水一号墓中出土了西周时期的刺绣荒帷[28],平纹绢上以朱砂染红作地,再施以刺绣。从保存的痕迹来看,当时采用的无疑是锁针绣。这里的锁针其实起着勾边的作用,因为刺绣的主体很有可能是贴羽毛,在贴羽的边上,再用锁绣勾边。这种羽毛贴绣与《周礼·考工记》中的“钟氏染羽”记载相吻合:“钟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炽之,淳而渍之。”这种方法一直到汉代仍见使用,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锦饰内棺盖板表面纹饰,采用的正是菱格纹的“菱花贴毛锦”[29],不过此绣并未用锁绣进行勾边。此后,锁绣在丝织品装饰中占有绝对的地位,湖北江陵马山一号墓中出土了大量刺绣,除极少打籽和平绣外,几乎都是锁绣。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汉代,马王堆等大量西汉墓中出土的几乎无一不是锁绣。
    在汉晋之际,新疆地区也出土了一批锁绣作品,可以分为几组。第一组是洛甫山普拉墓地出土的毛绣,如蔓草纹靴面(92LS II M6:c6)(图9:山普拉F306)、菱格十字纹刺绣编织毛绦(84LS I M01:371)(图10:山普拉F361)、四叶纹刺绣裙毛绦(84LS I M01:306)等,通常是在红地的毛织物(有斜纹也有平纹)上以黄色毛线绣出卷云状纹样[30]。如与楚汉时期的中原刺绣比较,特别是与中国传统的冏形纹样比较[31],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纹样带有较为明显的内地风格。第二组是营盘出土的绵线锁绣,较为重要的有两件。一是营盘15号墓男尸身上的所穿裤子,是在紫色的绵绸地上用绵线绣出菱格联珠十字花卉纹样(图11:营盘),这种纹样具有一定的西来风格[32]。二是红色绵绸地上刺绣水波纹(图12:营盘 ),原用作枕头外套[33],这种花卉纹也常见于当时新疆出土的汉锦。第三组是在平纹绢上进行的锁绣,相对较为细腻。这在尼雅、山普拉等墓葬中也有大量发现,如1959年尼雅一号墓中出土几件绿地刺绣花卉纹绢裤,其中用了朱萸纹图案[34],另有刺绣云纹粉袋和刺绣云纹袜带则用了类似于云纹的图案 [35]。山普拉出土的刺绣中也有同类实例,如卷草联珠纹刺绣缘绢衣残片(84LS I M49:75b)(图13:山普拉,F425)、蔓草纹刺绣护颌罩A型(84LS I M01:210)和蔓草纹刺绣护颌罩B型(84LS I M49:65-1)等[36]。本书介绍且末扎滚鲁克墓葬和甘肃花海墓葬中也有不少出土锁绣作品出土,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有双头鸟形象的刺绣。
    在以上三组锁绣作品中,前两组可以较为明确地认为是新疆当地的产品,其中第一类毛绣的纹样明显受到中原刺绣纹样的影响,与楚地漆器和丝织品上的图案极为相似,但毛的材料无疑是新疆当地的产品。第二类刺绣的质地起初均被考古学家看作是毛褐,但经中国丝绸博物馆和浙江理工大学检测,所有面料和绣线均为丝质[37]。因此,其织物应为绵绸,而且所有丝线均加有Z向强捻,无疑也是新疆当地的织物。但其刺绣图案则有多种来历,紫地联珠十样花卉绣的风格明显有着较强的西方风格,但水波纹刺绣似乎与汉式织锦中的图案关系更为密切。第三类刺绣虽然其绢织物来自中原,但从其刺绣的品质和纹样来看,远比中原所产各种绣品来得粗犷和简练,特别是卷草联珠纹刺绣缘上的卷草叶纹图案和联珠纹、以及与其相联的心形纹,更带有西域的艺术风格,因此,很有可能是在中原生产的丝织物上进行的新疆刺绣。
    四.斜编织物
    斜编织法是以两组经线交叉编织的方法。斜编法中最为简单的是平纹斜编法,这种编织法相当原始而应用广泛,在许多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出土的席纹就是用这种方法编织的,还有今天女孩的辫子编法亦属于这一类型。目前所知最早的斜编丝织物是出土于浙江吴兴钱山漾的丝带,距今约4750年。这件丝带宽为4.44-5.85mm,编织的方法犹如编辫子[38]。
    从战国时期开始,斜编织物流行表里换层的双层组织结构,采用这一新结构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让斜编织物增加图案。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10件双层组织结构的斜编织物组带,它们均为双层,但大多数没有图案,只有帽系一对(8-5B)用紫、土黄两色丝线编成三角纹、雷纹和横带纹等简单的几何形图案(图14:采自楚文化,图版227)[39]。此外,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亦曾出土多种斜编组带,其中最著名的是由白、绛红、黑三色丝线编成的千金绦带。据分析,千金绦带外形宽度为9mm,幅内分成左中右三行,各宽3mm,编带密度为60根/cm,左右两行各由32根绛红色丝和32根白色丝编出雷纹,中间一行由19根黑色丝、18根绛红色丝与37根白色丝编出“千金”篆字和折波纹,正面共呈现全白、全红、全黑及红黑交织四种色块,其构思设计极为巧妙[40]。
    汉晋时期,这类双层斜编织物也出现在新疆地区。目前所知的发现主要有两件,一件是营盘22号墓出土的一个香囊上的装饰带,另一条是尼雅出土的围巾。香囊共长约8cm,其中的装饰组带宽约2cm,纵向循环约1.3cm,沿横向共有三条装饰带,每条各由不同的丝线色彩织成,中间是蓝和土黄,一侧为红和白(已返黄),另一侧是蓝和白,每一方格中织出动物纹样(图15:采自丝路考古珍品,148页局部)[41]。这种动物很难说出一种特定的名称,应该是对汉式织锦中瑞兽纹或辟雅纹的模仿。将这一纹样设计与营盘出土的大量绵线锦绦相比较可以发现,两者的设计非常类同,不仅是辟邪纹的造型,连辟邪纹横向排列的数量及辟邪纹方格之间的变换,均十分相似。由于营盘所出绵线锦绦是典型的当地产品,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疆当地有可能会生产这种斜编的辟邪纹绦。但与绵线锦绦不同的只是,斜编绦所用的丝线是中原生产的丝线,其编织技法也来自中原。另一件斜编织物是尼雅出土的红蓝色菱格纹丝头巾,它的保存极为完好,由红蓝两色丝线间隔排列斜编而成,其图案为类似涡状的卷云纹、三角纹及直线(图16:丝路考古珍品,237页局部),这一图案与马山楚墓所出的组带几乎完全相同。马山楚墓与尼雅遗址的年代相距在400年左右,它们是否均为中国内地所产呢?也很难说,因为类似的图案同时也在楼兰地区发现。斯坦因曾找到一件缂毛织物(LC.v.01)其中有一段纹样也与此十分类似,也有直线、三角纹(图17 ) [42]。稍有不同的是,这里的涡云纹十分清晰明确,而尼雅头巾上的这一部分更象一个方格纹。由于缂毛技术在当时只用于西域地区,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种图案曾在西北地区流行,此时我们也很难完全否认这件几何纹斜编长巾在当地生产的可能性了。
    这种构思巧妙的斜编双层组织,在编织时确是十分费劲,而其中的显花原理也与当时流行的暗夹型经锦相去甚远。结合营盘15号墓男尸身上所着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和山普拉出土的葡萄纹罽和菱格麦穗纹罽残片上所用的双层组织 [43],由于我们至今无法找到双层毛罽组织的来源,我们不妨推测,这种斜编双层织物正是毛织物上双层组织的启蒙也未可知。
汉代以后这种双层结构的编织法就很少使用了。倒是较多地变换丝线色彩,以求用简单的结构来达到华丽的效果。在唐代就有这样的例子,用蓝、绿、黄、红等一个晕色色阶的彩丝相邻进行斜编,结果就得到菱形的图案,简单而华丽 [44]。
    五.绞编丝履
    绞编法也是—种古老的编织技法,在许多篱笆、竹筐等制作中也常采用这种编法。它采用一组平行、一组相互绞转的两个系统的丝线进行编织,往往是经线平行而纬线呈绞转状。两根纬线在经过一根经丝就绞转一次的结构就是一个基本的组织单元,此时,位于经线两侧的纬线相互交换位置,其色彩也随之变换。如果这两根纬线在此时连续绞转两次,则两侧的色彩保持不变。多根色彩不同的纬线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编织出更多色彩的织物。
    这种结构在织物上出现的年代也很早,河南荥阳青台村出土的距今约5630年的一件丝织罗,采用的有可能也就是这类结构[45]。这种结构初看起来与绞经织物相似,所不同的是绞转的一组丝线永远向着—个方向转,因此不可能由绞经机构织出。
    较为成型的绞编结构出现在战国秦汉时期。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有一织物残片,原为一双丝履鞋帮的部分,所用即为绞编结构,时属春秋末至战国初(图18 )[46]。同样的丝履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也有出土,其中一双青丝履的鞋帮和鞋底采用的都是同样的绞编法[47]。这也应该就是秦代史料中所称的锦履。《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云:“毋敢履锦履。履锦履之状何如?律所谓者,以丝杂织履,履有文,乃为锦履,以锦缦履不为,然而行事比矣。”这里的锦履不是用织成的锦包覆上去的,而应该是直接编成的,因此极有可能就是以绞编法绞成的履[48]。这样的锦履应该与前后时期的织成履编法相同。
    新疆地区曾出土大量的织成履。斯坦因曾在敦煌烽燧遗址发现很多汉代的麻鞋,如MAS783(T.XIV.a.001s)、MAS810和MAS811(T.XIV.a.002)[49],它们虽然粗犷,但无论鞋帮和鞋底用的都是绞编法(图19:BM照片)。这些绞编而成的鞋子确实是中国的传统,但我们很难想象,这全都是士兵们从内地带来的鞋子,更有可能的是士兵们在当地自己编织或购买的麻鞋,因此,这种绞编技法在汉晋时期传至中国西部是完全可能的。更令人惊奇的是在新疆各地出土的带有极美丽纹样的丝履也都是采用绞编法编成的。这类鞋子的代表有斯坦因在楼兰地区发现的丝履MAS717(LH.04),圆头,平口,以绞编法制成,鞋头图案自上而下分为三部分,最上端为红地上显白色几何纹样,中间为白色地上以紫、蓝、浅蓝、黄等色显花,包括朵花纹、王字纹等,最下端亦为红地上显白色几何纹样,鞋帮部分则在黄色地上显白色曲线图案,鞋底以麻线绕编而成[50]。营盘地区出土的大量丝履的质量和风格与此类似,如22号墓出土的一双丝履,亦用黄、红色丝线相互绞编而成,纹样有几何纹和对兽纹,还有汉字“宜孙宜”等(图20 ) [51]。还有一件最为著名的是吐鲁番阿斯塔那39号墓出土的一件织有“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长”字样的织成履,根据同墓出土的文书可知其年代约在公元367-370年前后。此鞋正面织有红地白花的口沿、白地红蓝黄三色的铭文“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长”、红地蓝点纹和白地蓝色夔纹,在鞋侧面则是三条不同色彩的茱萸纹色带,上下两条是蓝地上以红白黄显示花纹,中间是黄地上以蓝白红显花[52](图21:丝路考古珍品,丝绸之路与汉唐织物,图22上)。编织这些丝履所用的丝线虽然来自中原,但其编织则很有可能在当地进行,特别是看鞋面上的辟邪纹,更是与前述绵线锦绦和斜编绦上的辟邪纹基本一致。
    以上我们例举了五种新疆地区出土的时属汉晋的织绣及编织技法,其中前面三种我们已有确凿证据证明它们为新疆当地之技术,后面两种也很有可能为新疆当地所采用。不过无论如何,这五种类型的织物中均带有极强的中原丝绸织绣编技法的传统,中原纺织技术对丝绸之路沿途的影响显而易见。研究中国纺织技术传播的过程和步骤,将会对研究丝绸之路上东西方纺织技术的交流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1] 贾应逸:略谈尼雅遗址出土的毛织品,《文物》,1980年第3期,78-82页。
[2] 贾应逸: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考古》,1985年2期,173-181页,转148页。
[3] 武敏:《织绣》,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台湾,1992年,111-113页。
[4] 赵丰:新疆地产绵线织锦研究,《西域研究》,2005年1期,51-59页。
[5] 贝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138页,图pl.16-1
[6] Vivi Sylwan: Investigation of Silk from Edson-Gol and Lop-Nor, Stockholm, 1949, p.154
[7]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因半古墓调查,《文物》,1994年,10期,19-30页,图14-4
[8]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1期,4-16页。
[9] 《纺织品考古新发现》,艺纱堂/服饰(香港)出版,2002年,62、65、67页。
[10] 赵丰:新疆地产绵线织锦研究,《西域研究》,2005年1期,51-59页。
[11] 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文物出版社,2005年,68页。
[12]《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7页。
[13] Aural Stein, Serindia,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21, Vol.4, XLIX.
[14] 贾应逸: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考古》,1985年,2期,173-181页,转148页;武敏:《织绣》,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台湾,1992年,111-113页。
[15] 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10期,48-51页,其中提到的丝棉织锦应是此类。
[16]《纺织品考古新发现》,艺纱堂/服饰(香港)出版,2002年,58-61页。
[17] 赵丰主编:《中国丝绸通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159页。
[18] 王明芳:三至六世纪扎滚鲁克织锦和刺绣,《西北风格:汉晋织物》,艺纱堂/服饰出版,香港,2006年。
[19] 赵丰、王辉、万芳:花海毕家滩26号墓出土的丝绸服饰,《西北风格:汉晋织物》,艺纱堂/服饰出版,香港,2006年,页。
[20] 赵丰:新疆地产绵线织锦研究,《西域研究》,2005年1期,51-59页。
[21] 新疆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小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1972年,图14、15。
[22] 赵丰、于志勇主编:《沙漠王子遗宝》,艺纱堂/服饰出版,香港,2000年,78-79页。
[23] 《纺织品考古新发现》,艺纱堂/服饰(香港)出版,2002年,50-51页。
[24] 新疆文物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1期,4-16页。
[25] 钱伯泉《从新疆发现的有翼人像看希腊、罗马文化的东传》,《丝绸之路》1995年第5期;Emma C. Bunker, Late Antique Motifs on a Textile from Xinjiang Reveal Startling Burial Beliefs, Orientations, May 2004, pp.30-36.
[26] S. I. Ludenko, Culture of Residence on Mountain Altar during Cythian Period, Academy NAUK CCCP, 1953.
[27] 武敏:《织绣》,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台湾,1992年,36-41页。
[2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8期,4-18页。
[29]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下》,文物出版社,1974年,图116,菱花贴毛锦。
[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61、170、190-191页。
[31] 雷圭元:《中国图案作法初探》,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71-75页。
[32] 新疆文物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1期,4-16页。
[33] 《纺织品考古新发现》,艺纱堂/服饰(香港)出版,2002年,56-57页。
[3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6期,第9-12页。
[35] 新疆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小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1972年,图7、8。
[3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226-227页。
[37] 中国丝绸博物馆刘剑在检测营盘15号墓男尸绣裤时发现所有材料均为丝质,后笔者将红地水波纹毛绣送浙江理工大学吴子婴检测,也发现均为丝质。
[38]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钱山漾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73-90页。
[39]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56-57页;舒之梅、张绪球:《楚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1998年,图版227。
[40] 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29-33页。
[41] 新疆文物事业管理局等:《丝路考古珍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237页,图版140。
[42] Aural Stein, Innermost Asia,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28, Vol.3, XXXI.
[4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27-328页。
[44] Roderick Whitfield,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Tokyo, 1985
[45] 高汉玉、张松林:《河南青台村遗址出土的丝麻织品与古代氏族社会纺织业的发展》,《古今丝绸》1995年第1期,第9-19页。
[46] 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1期,83-85页。
[47]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下》,文物出版社,1974年,图108,青丝履底部。
[48] 赵丰:秦代丝绸科技初探,《浙丝科技》
[49] Aural Stein, Serindia,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21, Vol.4, LIV.
[50] Aural Stein, Innermost Asia,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28, Vol.3, XLII, LXXXVIII.
[51]《纺织品考古新发现》,艺纱堂/服饰(香港)出版,2002年,70-71页。
[52] 新疆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小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1972年,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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