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阗花马考——兼论北宋与于阗之间的绢马贸易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林梅村
 

    唐代良马,多具美名,如李杜诗篇提到的“五花马”。李白《将进酒》有诗曰:“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王琦注:“五花马,谓马之毛色作五花文者。”杜甫《高都护骢马行》形容此马曰:“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长安壮儿不敢骑, 走过掣电倾城知。”仇兆鳌注引郭若虚曰:“五花者,剪鬃为瓣,或三花,或五花。”[1] 这两个五花马的诗注,都不能令人满意。首先,自然界不存在五种颜色的马;第二,五花马当得名于良马的自然秉性,并非鬃毛剪成五瓣花,即可成为良马。
    我们认为,五花马之“五”,乃言其多,意为“多花马”。因此,杜甫说它“五花散作云满身”,堪与汉代西域名马——汗血马相媲美。从西域考古材料和传世书画中,我们找到一些证据,说明五花马实乃古代于阗(今新疆和田)出产的一种西域马。北宋画师李公麟曾为于阗花马作画,谓之“满川花”或“花骢龙”,从而揭示了北宋朝廷与于阗地方政权——喀喇汗王朝之间大规模绢马贸易的一段佳话。草成此文,见教于方家。
    一、西域考古材料所见于阗马
    1901年,斯坦因在新疆和田以北90公里沙漠腹地发掘了一处唐代佛寺废墟,今称“丹丹乌里克遗址”。这位英国考古学家从中发现大批精美的佛教艺术品、唐代文书和钱币、印度婆罗谜文写本等,目前分藏大英博物馆和印度国立博物馆。
    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2号遗址(编号D.II)东墙发现一组泥塑与壁画珠联璧合形式的造像。造像主题是于阗佛教护法神——毗沙门天王泥塑,脚踏小鬼。在毗沙门天王泥塑身后,是一幅印度笈多艺术风格的壁画。这幅画的左侧是两位梵僧(释迦牟尼和大弟子迦叶),而壁画右侧则是一位身姿呈S状的裸体少女,仅在头上遮盖纱巾,颈部、两臂和腰上装饰若干珠宝(插图1)。斯坦因认为,这幅壁画可能表现《大唐西域记》讲述的于阗神话——龙女索夫故事。[2]
    其说令人生疑。既然此画出自佛寺,内容不会是于阗神话,而是佛教因缘故事。我们认为,这幅女性题材的佛教故事,很可能是《鬼子母失子缘》。在汉译佛经中,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北魏高僧吉迦夜与昙曜合译的《杂宝藏经》。[3]
    鬼子母者,是老鬼神王般阇迦妻。有子一万,皆有大力士之力。其最小子,字嫔伽罗。此鬼子母凶妖暴虐,杀人儿子,以自噉食。人民患之,仰告世尊(指释迦牟尼)。世尊尔时,即取其子嫔伽罗,盛着钵底。时鬼子母,周遍天下。七日之中,推求不得,愁忧懊恼。传闻他言,云佛世尊,有一切智。即至佛所,问儿所在。时佛答言:“汝有万子,唯失一子,何故苦恼愁忧,而推觅耶。世间人民,或有一子,或五三子,而汝杀害。”鬼子母白佛言:“我今若得嫔伽罗者,终更不杀世人之子。”佛即使鬼子母见嫔伽罗,在于钵下。尽其神力。不能得取,还求于佛。佛言:“汝今若能受三归五戒,尽寿不杀。当还汝子。”鬼子母即如佛敕,受于三归及以五戒。受持已讫,即还其子。佛言:“汝好持戒。汝是迦叶佛时,羯腻王第七小女,大作功德。以不持戒故,受是鬼形。”
    在这个佛教因缘故事中,有鬼子母、佛世尊、嫔伽罗三个主要人物,全在丹丹乌里克2号佛寺壁画中出现。其中,裸女为鬼子母,裸体小儿为鬼子母幼子嫔伽罗,佛世尊为两梵僧壁画中右边人物,左边人物则是佛弟子迦叶。此外,这幅画不见佛教密宗色彩,或为公元7世纪佛教密宗传入于阗以前的产物。[4]
    我们感兴趣的是,这幅壁画最下端,绘有一个跨下骑花马的裸体小儿,与鬼子母膝下裸体小儿相似,可能表现鬼子母幼子嫔伽罗从托钵下解放后,骑马回家的场景。 [5] 于阗马久负盛名。据《魏书·西域传》记载,“于阗城东三十里有苴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谷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马、驼、骡”。然而,无人知晓于阗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丹丹乌里克壁画相当重要,首次揭示于阗马是一种周身布满花斑的西域马。
    无独有偶,斯坦因在于阗废寺还发现三件绘有花马的木板画。这些发现不断提醒我们注意,周身花斑是于阗马的一大特征。
    第一件于阗木板画出自丹丹乌里克7号遗址(斯坦因编号D.VII.5),此画上半部,绘有一位神话人物,头上束带,脑后有光环,跨下骑花马,腰佩宝剑,右手端钵,钵上有一飞鸟;此画下半部是另一位神话人物,跨下骑骆驼,腰间佩剑,头戴四檐帽,脑后亦有光环,右手端钵(插图2右)。[6]
    第二件于阗木板画出自丹丹乌里克10号遗址(斯坦因编号D.X.5),这幅木板画上,只有一位神话人物,头戴四檐毡帽,脑后有光环,跨下骑花马,腰间佩剑,右手端一水钵,画面右上角有一只正在飞翔的大雁(插图2左)。 [7]
    第三件于阗木板画也出自和田废寺,但是具体出土地点不详,现藏大英博物馆。这幅画表现一位神话人物,头上束带,头前有一飞鸟,脑后有光环,跨下骑花马,前去觐见于阗佛教护法神——毗沙门天王(插图3)。[8]
    斯坦因在和田以北沙漠废寺遗址发现不少佛教题材的彩色木板画,主要出自丹丹乌里克遗址。有些佛教木板画上绘有湿婆、雪山女神、象头神等印度教神像,颇具密宗色彩。这些木板画的形制,与绘有于阗花马的木板画大同小异,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佛教密宗传入于阗之后,相当于晚唐(约8-9世纪)。
    2002年,新疆文物考古所和田考古队在丹丹乌里克一个佛寺废墟揭取了一批晚唐壁画,其中两幅绘有于阗花马(插图4),现藏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9]
    据以上调查,古代于阗王国出产一种浑身花斑的西域马,于阗画工“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在佛寺壁画中创作这种花马的艺术形象,最早见于公元6世纪丹丹乌里克佛寺壁画,盛行公元8-9世纪于阗彩绘木板画。从下一节的讨论中,我们可进一步知道,于阗佛画屡次出现的“花马”,正是唐代诗人所谓“五花马”。
    二、传世书画之于阗花马
    在中国传世书画中,于阗花马始见于五代后梁(907-923)赵嵒《调马图》(插图5左)。 [10] 绢本设色,纵29.5厘米,横49.4厘米,现为上海博物馆藏品。画中马夫,头戴卷檐带帜虚帽,身穿圆领窄袖胡服,深目高鼻,满腮胡须,酷似于阗古都(今和田市约特干遗址)出土人首牛头酒器(或称“来通”)上的人头像(插图5右)。[11] 这位于阗马夫,手牵一匹白地黑花马,马首高昂。[12]和田废寺出土唐代木板画可证,这种花马产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绿洲。
    于阗王国在晚唐陷于吐蕃,与内地交通断绝,成了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到了宋朝仍自称“唐之宗属”。尽管于阗与中原联系不上,却可通过沙州(敦煌)地方政权——归义军与中原间接交往。沙州地方张氏政权的后继者,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终于在后梁贞明六年(920)大权旁落长史曹议金(始名仁贵)之手。曹议金夺得沙州大权之后,归奉五代后梁王朝,[13] 同时,沙州与于阗时有交往,除两地僧人、使者礼尚往来之外,曹议金尚有一女下嫁于阗国王李圣天为后。这样,于阗便通过沙州与中原有了间接联系。赵嵒《调马图》所绘于阗花马,大概是沙州使臣或商人带到中原的。
    于阗马早期画迹,亦见于北宋画师李公麟(字伯时)《五马图》。[14] 纸本墨笔,纵26.9厘米,横204.5厘米。本为清宫藏品,钤有清“乐寿堂鉴藏宝”等印二十方,乾隆皇帝两次在图上题文,著录于《石渠宝笈重编》。此画在清末流散日本,后为京都大学的未次二次收藏。二战时毁于美军对东京的轰炸,如今只有珂罗版流传于世。[15]
    李公麟《五马图》属于《职贡图》之类的宫廷绘画,内容表现西域进贡北宋朝廷的五匹名马及奚官、圉夫等。前三人为西域人装束,后两人为汉人打扮。[16]此画为长卷,一共分五段,每段绘一人牵一马,皆西域雄马,分属于北宋皇家马厩——左麒麟院和左天驷监。每匹马左侧有黄庭坚题笺,分别说明马的年岁、尺寸、进贡年月等。[17] 据南宋初曾纡跋文,黄庭坚题笺写于元祐五年(1090)。不过,现存《五马图》只有四马题笺,黄庭坚为另一匹马写的题笺,今已佚失。
    周密见过《五马图》及黄庭坚题笺,并在《云烟过眼录》作了录文,可填补现存《五马图》之缺。《云烟过眼录》卷上云:“李伯时《五马图》,并列其名于后。云:一疋,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麒麟院收于阗国进到凤头骢,八岁五尺四寸。一疋,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麒麟院收董毡进到锦膊骢,八岁四尺六寸。一疋,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于左天驷监拣中秦马好头赤,九岁四尺三寸。一疋,元祐三年正月上元(日,于阗)进满川花。一疋,元祐三年闰月十九日,温溪(心)进照夜白。” [18] 我们引用这段文字时补入四字,说明如下。
    据《五马图》上黄庭坚题笺,周密录文“温溪进照夜白”漏了一字,原文当作“温溪(心)进照夜白”。此外,周密录文“元祐三年正月上元”之后,又缺录三字。古人或称元宵节为“上元日”,那么“上元”之后当补“日”字。从上下文看,“上元日”之后所缺二字,当是进贡名马“满川花”的西域某国名称。
    在第一节的讨论中,我们论证了于阗王国盛产花马。《宋史·哲宗本纪》记载:“元祐三年……是岁,三佛齐、于阗、西南蕃入贡。”三佛齐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西南蕃就是黄庭坚题笺所谓“温溪心”,乃西南蕃首领名称。此三国之中只有于阗国产花马,那么周密录文所缺三字,当补作“元祐三年正月上元(日,于阗)进满川花”。
    李公麟《五马图》还有一周身花斑的西域马,无黄庭坚题款(插图6)。据南宋初曾纡跋文,此马当称“满川花”。那么这段佚失的黄庭坚题跋,正是前文讨论的“元祐三年正月上元(日,于阗)进满川花”。
    关于满川花还有一个故事,据说李公麟画完满川花不久,此马就死于非命。周密《浩然斋杂谈》记黄庭坚对曾纡之言:“异哉,伯时貌天厩满川花,放笔而马殂矣。盖神骏精魄,皆为伯时笔端取之而去。实古今异事,当作数语记之。”
    苏东坡对李公麟画马给予高度评价,并在《三马图赞并引》赞叹道:“龙眠(李公麟)胸中有千驷,不惟画肉兼画骨。”《五马图》首创白描画法,仅在局部为增强艺术效果有一点烘染。一经问世,立即成为后世画鞍马人物之范本。
    李公麟创作的于阗花马,为后人争相模仿。赵孟頫之子赵雍所绘《人马图》,就以李公麟《五马图》的满川花为粉本。纸本设色,纵31.7厘米,横73.5厘米,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19]
    除满川花外,李公麟《五马图》上还有另一匹于阗花马(插图7),黄庭坚为此马作题笺曰:“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麒麟院收于阗国进到凤头骢,八岁五尺四寸。” [20] 此事《宋史》失载,却为苏东坡记录在案。苏东坡《三马图赞并引》云:“元祐初(1086),上方闭玉门关,谢遣诸将。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防、范纯仁建遣诸生游师雄行边,饬武备。师雄至熙河,蕃官包顺请以所部熟户除边患,师雄许之,遂禽猾羌大首领鬼章青宜结以献。百官皆贺,且遣使告永裕陵。时,西域贡马,首高八尺,龙颅而凤膺,虎脊而豹章。出东华门,入天驷监,振鬛长鸣,万马皆喑,父老纵观,以为未始见也。然上方恭默思道,八骏在庭,未尝一顾。其后圉人起居不以时,马有毙者,上亦不问。” [21]黄庭坚题跋与苏轼《三马图赞并引》相互印证,可补正史之阙。耐人寻味的是,这匹于阗花马旁边,站立着一位西域贡使,虬髯满腮,头戴四檐毡帽,与丹丹乌里克木板画上骑于阗花马的人物(插图2-2)如出一辙。
李公麟创作的凤头骢,亦为后人效仿。赵雍曾绘有另一幅《人马图》,属于《赵氏三世人马图卷》之一。纸本设色,纵30厘米,横65厘米,现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2] 画上描绘一位西域长髯贡使,头戴四檐黑帽,手牵一匹花斑白马,显然模仿李公麟《五马图》的凤头骢。元代画家任仁发有一幅《人马图》,其中一组人马图,师法李公麟《五马图》的于阗马——凤头骢,现藏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 [23]
    李公麟创作的于阗马,对明代艺术仍有巨大影响,明末杭州刺绣工艺家韩希孟创作的顾绣上,依然可见于阗马的身影。 [24] 明末杭州刺绣工艺家韩希孟搜访宋元名迹,崇祯七年(1634)春,模绣宋元名画八幅,然后以五彩丝线,运用套针、松针、滚针、网针等针法绣成册页,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由于韩氏运针灵活,丝理平顺,使作品有较强的质感和艺术表现力。全册计有:洗马、仕女、仿米山水、松鼠葡萄、蜻蜓扁豆、华溪渔隐等凡八开册页,每开均绣有“韩氏女红”印章,末开绣题“韩氏希孟”款,对幅上均有董其昌题赞。其中,第一个册页《洗马图》,就以李公麟创作的于阗马——满川花为粉本。 [25]
    最后,我们还要讨论一下《五马图》原来的图序。现存《五马图》,经后人多次拼接,次序大乱。目前流行两种拼接法:其一依次为:凤头骢、好头赤、锦膊骢、照夜白、满川花; [26]其二依次为: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满川花。 [27]后一拼接法与周密所见《五马图》相近,只是最后两匹马前后错位。据周密《烟云过眼录》,五马原来的图序应为:于阗贡马——凤头骢、董毡(唃厮啰首领)贡马——锦膊骢、拣中(北宋禁军)秦马——好头赤、[28]于阗贡马——满川花、温溪心(吐蕃羌部首领)贡马——照夜白。 [29]
    三、北宋与于阗之间的绢马贸易
    李公麟《五马图》不仅是中国艺术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而且对研究于阗史也有极高的价值。晚唐以后,于阗久陷吐蕃,与内地交通断绝,直到曹议金统治沙州(敦煌)时,才略有所改观。
    沙州曹氏政权归奉后梁,同时又与于阗王室互为婚娅,如曹议金次女下嫁于阗王李圣天为后,而李圣天三女下嫁曹议金之孙曹延禄为妻。因此,敦煌石窟有许多表现于阗题材的壁画,甚至于阗都城的图像。[30] 敦煌第454窟甬道顶部北宋壁画上有一幅于阗国都城图,此城有两城门,四角设角楼,有内外两城之分,明显因袭唐朝旧制(插图8)。由此推测,北宋于阗都城建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毗沙都护府旧基,也就是今天新疆和田市附近的约特干遗址。
    约特干遗址年代久远,最早的文物属于汉代,最晚的文物则为宋代铜钱、黑韩王朝钱币,以及伊斯兰艺术风格的双耳陶壶。 [31] 看来,这座具有千年文明史的西域古都,很可能毁于中国境内最早的伊斯兰地方政权——黑韩汗王朝(Qarakhanids)对佛国于阗发动的圣战。
    众所周知,公元10-11世纪,塔里木盆地的民族与宗教正处于巨大变迁时期。公元960年,中亚突厥人政权——黑韩王朝收复了巴拉沙衮及以北地区,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同年强迫20万帐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并向周边国家发动“圣战”。公元11世纪初,于阗终于被黑韩王朝攻破,具有千年文明史的于阗文化毁于一旦,塔里木盆地开始了伊斯兰化、突厥化的历史进程。 [32]
    关于黑韩王朝灭亡于阗的时间,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和田出土于阗塞语文书提到于阗末代君主尉迟萨格拉玛(Vi?a ?amgrama),其名相当于穆斯林史料记载的黑韩王贾格鲁克尔克卢。这位于阗王国号为“金玉国”,他的年号(天寿)一直用到景德三年(1006)。 [33]北京大学张广达和荣新江教授据此提出,佛国于阗灭于公元1006年。《宋史·于阗传》记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其国黑韩王遣回鹘罗厮温等以方物来献。”黑韩王即攻灭于阗的喀喇汗王,再次证明公元11世纪初于阗国已一朝覆亡。黑韩王朝攻陷于阗之后,一些坚持自己信仰的于阗佛教徒惨遭杀戮。这个消息传到敦煌之后,必然在当地佛教徒中产生极大恐慌。故有学者认为敦煌藏经洞闭于公元1006年。 [34]
    四川蜀锦具有悠久的工艺传统,宋代得到蓬勃发展。元丰六年(1083),北宋朝廷扩充了成都的转运司锦院,募织匠五百人,进行大量织造,年产量达到七百匹。其中,许多丝织品被用于绢马贸易。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往往以“进贡”与“赏赐”方式进行,史称“朝贡贸易”。中国各地方政权或民族带来本地土特产,而中原朝廷则回赠绢帛等手工业品。敦煌藏经洞和内蒙古西部的黑水城遗址发现过一些鹿纹丝织品,[35]主题图案为大角鹿(插图9),与金代定窑褐彩剔花缠枝莲纹罐上的鹿纹(插图9左上)非常相似, [36] 时代相去不远,当即北宋朝廷与西北地方政权绢马贸易的产物。
    1983年,在和田约特干遗址以南15里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附近发现三具彩色木棺灵柩。一具绘有菱格纹图案,另外两具用赭色和黑色线条在彩棺四面绘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方神灵和对鸭图案。墓主人头裹白绫,上有于阗文墨书和汉文墨书“夫人信附,男宰相李枉儿”九字(插图10左)。 [37] 于阗王本姓尉迟氏,后得李唐王朝颁赐,改姓李氏。因此,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一带有可能是于阗王陵所在地。
    1996年,新疆文物考古所发掘了这个墓地中的12座墓,这些古墓,“均为竖穴墓,出土箱式木棺和木槽棺,一部分绘有精美的纹饰。单人葬,尸体、服饰保存较好,随葬唐代钱币、木器等,时代约在唐代”。[38]殊不知,于阗彩棺墓出土的摩尼宝珠纹织锦(插图10右),属于宋辽时代(960-1127)典型织锦,年代在公元11世纪初于阗伊斯兰化前夕。据史书记载,于阗伊斯兰化新政权仍与中原王朝保持友好关系,继续与中原王朝进行绢马贸易。《宋史·于阗传》记载:
    嘉祐八年(1063)八月,遣使罗撒温献方物。十一月,以其国王为特进、归忠保顺垢鳞黑韩王。罗撒温言其王乞赐此号也,于阗谓金翅乌为‘鳞’,‘黑韩’盖可汗之讹也。罗撒温等以献物赐直少不受,及请所献独峰橐驼。诏以远人特别赐钱五千贯,以橐驼还之,而与其已赐之直。其后数以方物来献。熙宁(1068-1077)以来,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所贡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硇砂、龙盐、西锦、玉秋辔马、腽肭脐、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有所持无表章,每赐以晕锦旋襕衣、金带、器币,宰相则盘球云锦夹襕。
    1951年,在黑韩王朝东境——新疆若羌县阿拉尔发现一座古墓,当时没有发掘,文物回填墓中。1957年,新疆考古研究所正式发掘了这座古墓,从墓中出土四婴戏白釉瓷碗看,当系北宋古墓。墓主人身穿灵鹫双羊纹锦袷袍,头戴尖顶皮帽。这件灵鹫双羊纹锦袷袍,长约128厘米,袖口宽14.5厘米,袖通长197厘米,下摆宽88厘米,交领、右衽、直裾式窄袖、束腰,后摆开气。面料以土黄色为地蓝、白两色显花。墓主人头戴尖顶皮帽,帽子面料采用北宋名锦——青绿云雁锦, [39] 但是帽檐和尖顶则用毛皮缝制。这顶皮帽让人联想起金代画家宫素然《明妃出塞图》所绘胡人皮帽。尽管这幅画取材于汉代故事——昭君出塞,但是服饰和人物形象皆为北宋和辽金时代北方胡人。
    此外,这座古墓还随葬了一件簇四雕团花锦长袍,用西方纬锦技法织造,组织结构为三枚左向斜纹,面料织工精细。 [40] 这件长袍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余文物则入藏新疆自治区博物馆。[41] 值得注意的是,这件锦袍上织有文字, [42] 据新疆大学牛汝极教授解读,一个字是回鹘文qol(手),另一个字可能是汉文篆字“手”(插图11)。我们怀疑,这件织锦或许是回鹘工匠在别失八里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织造的西域名锦——别失八里织锦。[43]这件织锦上的“青绿云雁”和“簇四雕”图案, [44] 皆为宋代蜀锦图案,当系别失八里回鹘工匠与北宋汉族织工技术交流的产物。
    总之,北宋元祐年间(1086-1088),李公麟所绘于阗马,乃北宋皇家马厩豢养,生动反映了北宋朝廷与中国最早的伊斯兰地方政权——黑韩汗王朝之间的绢马贸易。这幅传世名迹,不仅有着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而且对研究中世纪于阗史也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1]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辞典》第1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页356。
[2] M.A.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 p.254.
[3] 吉迦夜、昙曜共译:《杂宝藏经·鬼子母失子缘》,收入高楠顺次郎等辑:《大正藏》第4卷(No. 203),页491-513。
[4] 北京大学教授张广达和荣新江全面调查过敦煌藏经洞所出两种唐代密宗史料——《瑞像记》和瑞像图,认为密宗传入于阗应在公元7世纪(参见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所反映的于阗》,《于阗史丛考》,上海:上海书店,1993年,页212-279)。
[5]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203-206。
[6] M.A. Stein, op. cit., 1907, pl. LIX.
[7] M.A. Stein, op. cit., 1907, pl. LXII.
[8] 田边胜美、前田耕作编:《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中央アジア》,东京:小学馆,1999年,页208, 图196。
[9]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丹丹乌里克遗址佛寺清理简报》,《新疆文物》2005年第3期,页8-19。彩色图版引自这期杂志的封底图4。
[10] 赵嵒,五代后梁陈州(今河南淮阳县)人,梁太祖女婿,后梁末帝时曾任户部尚书租庸使。精于鉴赏,家富收藏,擅画人马,代表作有《调马图》、《八达春游图》等。
[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等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页97,图0222。
[12]中国历代艺术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历代艺术·绘画编》上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页350,图182。
[13] 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武汉大学历史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1991年
[14]。李公麟,字伯时,安徽桐城人。据吴修《续疑年录》记载,他生于北宋皇佑初年(1049),卒于崇宁五年(1106)左右。熙宁三年(1070)考中进土,曾为检法御史。官至朝奉郎,与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人交游。元符三年(1100)辞官,隐居龙眠山过隐居生活,自号“龙眠居士”。清光绪《续修舒城县志》记载:“李公麟墓在县城南五里”。今城东飞霞亭、归来宅、放生池等,曾为李公麟隐居时遗址。近年县文物部门发现的《庐州李氏宗谱》,又称李公麟系“南唐先主李升四世孙,后隐龙眠、春秋(山)间……”
[16] 日本学者岛田修二郎先生曾面告杨仁恺先生,说他在二战前于京都大学某法学博士处见过李公麟《五马图》。此人名叫末次二次,他在战后宣称《五马图》已毁于战火,从此《五马图》便不再出现(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60)。
[15]《职贡图》是海外或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上层,向中原王朝进贡的实录。南朝梁元帝萧绎(508-554)首创,后来由宫廷画师当廷作画,诸如唐代阎立本《职贡图》、周昉《蛮夷执贡图》。李公麟《五马图》记有贡主和时间及马的年岁,亦有《职贡图》的性质。
[17]?杨仁恺,前揭书,页341。
[18]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第1册,杭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727。
[19]林树中主编:《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4卷,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页181, 图115。
[20] 田边胜美、前田耕作编:《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中央アジア》,东京:小学馆,1999年,页208, 图196。
[21] 苏轼:《苏东坡集·前集》,北京:中国书店,1994年,页555。
[22] 海老根聪郎、西冈康宏,前揭书,页120,图96。
[23] 任仁发《人马图》照片,引自《书法纵横》网站(http://bbs.8mhh.com/viewthread.php?tid=27173)。
[24] 韩希孟,明末杭州刺绣工艺家,大约生活于明万历-崇祯年间。工绘画,擅刺绣,作品为世人所珍藏,史称韩媛绣。因其为顾寿潜之妻,并且顾家有露香园,又称“露香园绣”,或简称“顾绣”。尚刚:《天工开物——古代工艺美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页106。
[25]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页153。
[26] 林树中主编:《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2卷,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页196-200。
[27] 杨仁恺,前揭书,页44。
[28] 拣中,是宋太祖为收编剩员而成立的禁军。《宋史·兵志》记载:“拣中雄勇,开宝中立,以常宁雄勇、效顺等军剩员中,选其强者立为拣中。中祥符二年,又选归远军为新立。旧指挥四,后损为一。”
[29] 《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条记载:吐蕃温溪心部,以犏牛入贡宋廷。苏轼《三马图赞并引》记载:“明年(元祐二年/ 1087),羌温溪心有良马,不敢进,请于边吏,愿以馈太师潞国公,诏许之。”凡此表明,温溪心属于吐蕃羌部。
[30] 孙修身编:《敦煌石窟全集》第12卷, 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105,图版90。
[31] 此陶壶属于德国特林克勒(Emil Trinkler)考察队收集品,参见G. Gropp, Arch?ologische Funde aus Khotan, Chinesisch-Ostturkestan, Bremen: Verlag Friedrich R?ver, 1974, p.331.
[32] 《宋史·外国传·于阗国》记载:“其国僧吉祥以其国王书来上,自称破疏勒国得舞象一,欲以为贡,诏许之。”法藏敦煌于阗塞语文书《于阗王尉迟徐拉与沙州大王曹元忠书》(伯希和编号P.5538a)记录了同一事件,文书年代为公元970年。凡此表明,佛国于阗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在公元970年业已开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详见高永久:《论11世纪初伊斯兰教在于阗的传播问题》,《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33]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183-185。
[34] 荣新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收入季羡林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荣新江:《再论敦煌藏经洞的宝藏——三界寺与藏经洞》,收入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5] M.A. Stein, Serindia, vol.4, 1921, pl. CXVI.
[36] 叶吉民:《中国陶瓷史》,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页392,图9-45。
[37] 新疆文物局等单位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页98-100。
[38] 王炳华、杜根成主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页753。
[39] 新疆文物局等单位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页36,图0038。从图案和颜色看,似即元人费著《蜀锦谱》提到的“青绿云雁锦”。
[40] 魏松卿:《考阿拉尔木乃伊墓出土的织绣品》,《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第2期,页153-164;张琼:《对新疆出土“灵鹫纹锦袍”的认识》,《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3期。两人对这件锦袍的年代有争议,当以魏松卿之说为是。
[41] 赵丰、金琳:《纺织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页132-133。
[42] 赵丰:《丝绸艺术史》,杭州:浙江美术出版社,1992年,页215;赵丰主编:《中国丝绸通史》,杭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285。
[43] 元朝建立后,别失八里的回鹘工匠被迁往大都(今北京),编入别失八里局和别失八里诸色人匠局,为元朝统治者生产织金锦——纳失失。关于这两个别失八里回鹘工匠组成的织局,《元史·百官志》记载:“至元十二年(1275),为别失八里田地人匠。经值兵革,散漫居止,迁移京师,置局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段匹。十三年(1276),置别失八里诸色人匠局,秩从七品。今定置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44] 这件锦袍的彩色照片,参见田英诚、中泽富士雄编:《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6·南宋金》,东京:小学馆,2000年,页236,图211。不过,该书说这件锦袍出自青海,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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