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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文化
 

墓葬与出土文物
楚 幽 王 墓

  楚幽王墓,墓址在寿县城东南25公里处的朱家集(今属长丰县)附近,发掘前称李三孤堆,封土高出地面2米以上,径约100余米,周约400米。

  民国12年(1923年),当地农民在附近农田耕作中偶然发现青铜器有鼎、壶、簋、镐与带钩、镜、车马饰具等,后为蚌埠外侨瑞典人加尔白克所得,现藏瑞典首都皇储搜集部。民国22年和24年,当地人曾先后两次进行挖掘。这两次发掘,虽没有控及椁室,但已取出不少器物,均被瓜分变卖,著名的“曾姬无血阝”(一对)就是在第二次挖掘中出土的。

  民国27年,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令其驻寿县所部彻底挖掘,这次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挖出了棺椁。据郭峙一《亲历记》记述与现场目击者口述:大致挖约10米多深时,始到墓底。椁室有九,中央主室每边各有两厢,木棺置于中央主室,棺长约3米,宽、高约为1米,呈朱红色,光泽鲜艳如新。棺盖与四壁均饰以龙形浮雕,未封钉,揭开棺盖,内壁洁白如雪,骨骸已化成灰,仅存头发一束,棺室内有铜铎(可能是小型编钟)30余个,每个重1.5—2公斤。彩色花面石70多块,块长约25厘米、宽约10厘米、厚约5厘米,当是编磬。棺的两旁各置大铜灯一个,每个重50—60公斤。棺前有铜鼎3件,每件重100—150公斤;正中置铜剑1把,长约1米,剑柄上有浮雕的龙,拭去泥土,光彩仍然耀目,绝非常剑可比;又有直径约34厘米的绿色翡翠球1枚。主室周围的8个厢室中都有器物,而以东边的两厢室中较多。这些是研究楚国君王葬制的宝贵资料。

  这次挖掘,其出土文物甚多,据估计至少有4000余件,其中青铜器有1000余件,重要大件有200余件。现在大陆征集的只是一小部分,台湾也收藏了一部分。在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器物中,具有代表性的如楚大鼎、四兽平底鼎等。

蔡 昭 侯 墓

  蔡器与楚器虽然国别不同,但在文化面貌上却基本一致,主要是由于春秋时期,在江淮汉地区的诸侯,经过长期征战,频繁的交往,文化交流也与日俱增,从而互相渗透,逐渐融合,最后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楚文化。

  1955年5月,寿县治淮民工在城西门内北侧取土加固城墙时,发现甬钟两件。经发掘发现墓葬,位置向西至城墙脚约40余米,向南至西大街约280米,墓型为接近正方形的竖井土坑,无墓道,墓坑正中略偏南有长2.4米、宽0.8米的漆棺痕迹,满铺朱砂一层,厚约2厘米。朱砂下面有玉佩1副,并有玉璧与扁形玉环等,其间排列着圆形、六角形、三角形、长方形的金叶;偏东处有铜剑1把,剑锋向南;墓主人的骨骼未能保存下来。从玉饰、金叶的排列次序与铜剑的位置看,宛似人形卧地,可知是头北足南。

  随葬物品如鼎、钟、鬲、豆、方壶、鉴、盘、尊与编钟等都置于墓坑北部;墓坑的东南隅除车马器、兵器外,尚有一些小铜器、骨器;西部以兵马器为多,也有一些小铜器、骨器;墓葬南壁底部长方形小坑内有绳纹陶器碎片,可能是给陪葬者的。

  出土随葬物经整理后共584件,其中青铜器486件,玉器51件,金饰12件,骨器28件,残存漆片与陶片6件,砺石1件。青铜器中较大的鼎多达44件,最大的通高69厘米、口径62厘米、腹围197厘米。部分青铜器镌有铭文,其内容反映了弱小的蔡国周旋于吴、楚两大国之间的困难处境。蔡侯盘与尊的铭文各有92字,为蔡侯嫁其姊与吴王时铸;吴王光鉴有铭文52字,是吴王之女嫁蔡时所赠。在蔡侯钟上铭文82字中,有“辅佐楚王”等词句。由此可知,蔡国一方面与吴国结成姻亲以为外援,另一方面又要讨好于楚国,而最后仍为楚所灭。

楚青铜器铸造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之一,楚青铜器是楚文化的代表物。大型青铜器如鼎、钟,被视为社稷、王权的象征;一般鼎、敦、簋、壶、鉴、盘、尊、之类,是贵族、卿大夫的生活用具;而戈、矛、戟、剑、矢镞等又是必备的武器。此外,尚有用于祭祀、鼓乐、书简、车舆与百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一些器具。当时的青铜器,对于国计民生至关重要,所以国家十分重视并予以严格管理。楚国青铜器铸造,不权在数量上为列国之冠,而且在质量上也居于上乘。
春秋时,吴越的冶铸技术比较先进,特别是在兵器的锻造方面,为列国所不及。战国时,楚东侵占有江淮地区,楚文化与吴越文化的交流与日俱增,并互相渗透而逐渐融合。
民国时期,寿县李三孤堆楚幽王墓出土的矛,中心有血槽,两翼有倒刺形回纹,被认为是楚铸的越式矛。又有鼎,长足外撇,重心稳,其造型充分反映了吴越风格。其他如敦、壶、鉴等,蟠螭矫然,云纹细繁,间有金错银镶,制作极其精美,同春秋时期的楚器相比较,无论是造型、装饰与实用性,都有明显的改进。
楚青铜器冶铸工艺精湛、美观、耐腐蚀,八土两千余年而不毁,主要原因是楚人讲究冶铸技术,广招能工巧匠,任用“铸客”字样。所谓“铸客”,一般是指从列国、外地来的(或延聘、或自荐)冶师、铸师与技工。“铸客”促进了青铜器冶铸技术的交流,取长补短,不断提高、更新冶铸水平,这是青铜器在当时达到鼎盛的原因之一。

鄂君启金节

  1957年4月,在寿县城东南近郊邱家花园出土“鄂君启金节”4枚,其中车节3枚,舟节1枚。金节镌有铭文。车节149字,各节铭文相同;舟节164字。1960年在原地又发现舟节1枚,铭文与前节相同。现车节、舟节均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鄂君,名启,是楚怀王的族叔。据铭文记载。金节是楚怀王发给鄂君启的从事商贸活动的“通行证”,节上具体规定了车船数目、行程践线、往返时间(一年)、运载货物种类与税征、就舍(驿)等事项。按节载准予经过的地方来看,东到江淮,南下彭蠡,西人巴蜀,北及豫中,基本上包括了楚国的全境。

  鄂君启金节制作精美,融冶、铸、镌、嵌高水平工艺于一体,文字书法流畅,繁简并存,充分显示了楚文化的光辉。它的发现,不仅为研究楚国的商贸,而朋也为研究楚文字,楚冶铸技艺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芍 陂

  芍陂,今名安丰塘,在寿县城南30公里处戈家店。芍陂的创建,选址科学,工程布局合理,上引龙穴山、淠河水源,下控制一千三百多平方公里的淠东平原。这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对于楚国徙都寿春后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芍陂的创建人是叔敖。孙叔敖,期思人,楚庄王时(前613-591年)任令尹。芍陂始建时面积甚大。汉以来,淠、淝两水源逐渐堙塞,或失道,陂地由外向内逐渐改为田亩,陂面日益减小。今陂北岸孙公(孙敖)祠内,有石刻《古塘图》。据图测其界址,与郦道元《水经注》陂周百二十里之说相仿。楚建芍陂,不但解决了农业生产需要,还有政治上的意义。当时正是楚国势力向东发展,达到淮南境内,芍陂的建成,对于楚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影响很大,并为后来摇摇欲坠的楚国,把都城迁到寿春,安居十多年之久奠下了经济基础。

  芍陂是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建设工程(芍陂、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之一,曾被誉为“水利之冠”。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保护单位。

  建国以来,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对安丰塘的修治。年年拨款,总投资3000多万元。到1986年,作石方、土方18万多立方米,建成一条长87.5公里的干渠,4条各长77.5公里的分干渠以及7000多条支渠、毛渠等,各类建筑物700余座。环塘以块石护坡,蓄水1亿立方米,可灌面积63万亩,成为淠史杭灌区重要的反调节水库。

楚 文 字

  楚文字虽然不是起源、形成于江淮一带,但寿县出土的许多楚器上的铭文,说明楚文字是楚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楚文字是在夏商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经历了“象形”发展为“指事”、“会意”、“形声”及“转注”、“假借”的过程。通过不断地创造、简化和补充,逐步形成独特的风格。楚文字与其它诸候国文字相比较,单字数量最多。如没有众多的文字,楚国一些重要文史典籍是表达不出来的。

楚文化——世界一流文化

  春秋时,楚国势力逐渐转向东方扩展。穆王四年(前622年),楚灭六、蓼,后又灭舒入巢,楚文化开始进入江淮地区。庄王时,楚令尹孙叔敖造芍陂(即今安丰塘),加速了此地经济的增长,从而为楚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怀王时(前328-299年),楚已据有两淮地区,楚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加深。考烈王元年(前262年)此地为春申君黄歇的食邑。在黄歇的积极经营下,建筑、熔铸、农业等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年)楚徙都寿春,寿春的地位发生了巨变,使寿县很快成为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大都会,是楚国后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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