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昌湖里胭脂影

  东昌湖曾名胭脂湖,和杭州西子湖、南京莫愁湖并称为"三大美人湖"。
   《聊斋志异》中有一段美丽的故事:东昌湖是美女胭脂浣纱的地方,胭脂在水边洗衣的时候与英俊潇洒的秀才鄂秋隼相遇,两人一见钟情,本欲配成佳偶,不料却好事多磨天降大祸,阴错阳差地卷入一桩杀人命案,两人受尽牢狱之灾。幸得山东学政施润章智破此案,才洗清了不白之冤。最后县令做媒,胭脂嫁与鄂秀才,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聊城,登上光岳楼举目四望,东昌湖辽阔的水域映入眼帘,环城湖西北片有湖心岛,岛上建有望月亭,该亭六柱拱托,重檐下石壁上绘有《胭脂》故事连环画,画面人物栩栩如生,胭脂姑娘娇媚的面容、轻灵的身姿映入湖水,若隐若现,如临仙境。
   聊城与水有着不解之缘,沉淀在东昌湖里的历史传说还有许多:人文始祖黄帝在黄河流域传播文明的种子,把战败的蚩尤首级葬于聊城寿张;舜帝主持建造的宏伟都城埋藏在景阳冈的黄土之下;商代名相伊尹在有莘之野耕种多年,修养才华......相传,很久以前聊城一带下起了滂沱大雨,瓢泼盆倾连下了10天,平地一片汪洋,在城南百余里处黄河又决了口,围着城池冲出一个湖来,辽阔无边,深不可测。有一年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带着仙女仙童云游至此,见这偌大湖面清澈透明,映出五彩霞光,留恋多时不肯离去。这时随行而来的雌凰仙子看出了王母和玉帝的心思,于是奏道:"如此数千亩碧波胜过天庭瑶池,何不令小仙在此种花植树、建亭设苑以供游憩之用?"王母、玉帝应允了此事,从此雌凰仙子留于当地,湖中于是有了六角攒尖飞檐亭,奇花异草遍布,岸边则绿树成阴,柳浪翻滚。
   历史传说常常能找到现实的依据。东昌湖最早修筑于宋熙宁三年(1070年),当时引黄补源,湖水于是千年不竭。到了元代,东昌湖又引来了运河水。穿越聊城城区的运河,南起龙湾,北迄北坝,全长5公里,中间设有一闸,不仅南北货运必经聊城,而且"达官富商皆取道于此",由于船多,时常发生堵塞,于是闸口以东又开出1公里长的"越河",越河上先后架起12座形状各异的小桥,称为"十二连桥"。明清两代,运河与越河一带,船如梭,人如潮,店铺鳞次栉比,作坊星罗棋布,"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关东",这样的繁盛一直持续了400多年。

光岳楼基余木撑

明朝洪武七年(1374年),聊城又多了一处景点--光岳楼,中国三大名楼之一。

  但是说到古城名胜,最突出的无疑是雄居于古城中心的光岳楼。明朝洪武七年所建的光岳楼,飞檐斗拱,冲霄凌汉,盘于古城而藐视东昌湖,是我国现存古代建筑中最古老、最大的木结构楼阁之一极为壮观。光岳楼是中国三大名楼之一,享有"虽岳阳、黄鹤亦当望拜"之誉。

  作为东昌府的象征,光岳楼的气势是东昌整体环境的产物。一平如镜的东昌湖环绕,位于房屋不过2层的方形古城中心,33米的光岳楼自然特别有气势,古人甚至赞为"昔人所谓手可摘星辰不为过也"。文物保护之中整体环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光岳楼初名"余木楼",其中还有个故事。原来它是用从运河运来的修城余木所建的一座更鼓楼。楼基上的三十二根金柱高近12米,是整个楼的基本骨架,特别的是,柱子生长于热带,来源于遥远的苏禄国,即今天的菲律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运河在中外交流之中的重要作用。明朝永乐年间,太平洋上的苏禄国国王带领340人的使团沿运河北上访问中国,受到明成祖热情接待,一个月后才启程回国。沿运河到了山东德州时,其东王不幸逝世。保护完好的东王墓还在德州城北,东王后裔迄今已传至21代。1980年菲律宾驻华大使雷耶斯博士专程来德州瞻仰东王墓,并会见东王后裔。1986年中菲两国又合拍了大型历史传奇故事片《苏禄国王与中国皇帝》。

  光岳楼外观为四重檐歇山十字脊过街式楼阁,由墩石和主楼两部分组成。墩台为砖石砌成的正四棱台,高9米,四层主楼筑于墩台之上,高24米。光岳楼通高和四边长都是33米,也就是古代的九丈九尺,在中国古代九为阳数之极,寓意其不可超越。当初为了"严更漏,窥敌望远,报时报警"的光岳楼随着明王朝统治的巩固,军事作用很快被遗忘,但却以它的雄伟高大而名扬天下,成为鲁西名胜,众多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路过聊城都要登楼抒怀。清康熙四次登楼,并题写"神光锺瑛"匾,乾隆皇帝更是九过东昌,六登光岳楼,并题匾赋诗,将光岳楼列为南巡三十六行宫之一。当代名家对光岳楼也都倍加青睐,郭沫若、丰子恺、启功、溥杰、蒋维松都为光岳楼留下匾额和楹联。光岳楼是宋元建筑向明清建筑过度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着重要地位,1988年光岳楼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藏书楼里缠悲情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就在这一年聊城人杨以增在家乡东昌府建筑了专门的藏书楼--海源阁,成为清朝四大藏书楼之一。

  杨以增和海渊阁都直接和大运河有密切关系,其中还有一段传奇故事。

  杨以增曾任总理粮台、江南河道总督,为官能体察民情,在河道总督任上曾于除夕夜冒风雪暮宿河上,自备柴炭盐米而不占用河工开支。他和林则徐的交往也是一段佳话。林则徐对他人品非常钦佩,赞扬他"乃圣贤门中人也",并在陕西巡抚任时荐举杨代替自己。在海源阁收藏中有林则徐寄给杨以增的亲笔信札17件,内容有论学问的,有论政治的,也有论及家庭琐事的,可以看出两人道义之交的深厚及彼此政治见解的一致。海源阁第二代主人杨绍和写道:"林文忠公(指林则徐)与先君同宦楚、豫、秦、陇,投分最密,丙午(1846年),文忠抚关中,将引疾归,适先君擢藩两陕,遂举以自代。有'诚正清勤,明敏练达,实臣所不及'云。古所谓知己者非欤!"1840年,林则徐于广州抗击英国侵略之时,杨以增建起了"北方名楼"海源阁,一位为维护国家利益同外敌浴血斗争,一位在战乱之际为传承中华文化呕心沥血,两位挚友可谓同心携手。

  1848年杨以增杨任江南河道总督,开始到"人文渊薮"的江南去做官。这为他广收书籍提供了极大便利。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利用漕运"南书北运",他在当地收集的大批书籍可以凭身份借助官方漕运粮船运回老家。事实上杨以增几乎搜刮了南方藏书家之精英。当时江南一带太平军、捻军在此与清军作战,江南旧家藏书多不能守,大量散失,流入市场,给杨以增大批收购珍贵善本提供了机会。号称乾嘉间文献之宗王、"三百年来藏书之巨擘"的苏州黄丕烈的"士礼居"和汪士钟艺芸书屋藏书散出,大多归于铁琴铜剑楼与海源阁,而以海源阁为最。瞿氏恬裕斋、鲍氏知不足斋,以及韩氏玉雨堂元人集部书等均归于海源阁,这是海源阁藏书数量质量的一次大飞跃。当时的藏书家江标说:"(海源阁藏书)大约吾吴旧籍十居八九,荛翁(黄丕烈)之所藏,则又八九中居其七焉。"由此奠定了"南瞿北杨"的格局,海源阁与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一时并称于海内,加上杭州"八千卷楼"、浙江吴兴"皕宋楼",合称中国清代四大藏书楼。

  北方书籍也随后加入藏书。杨以增后人杨绍和善于鉴别古籍,在北京任翰林时专事收购图书。慈禧发动宫廷政变,怡亲王载垣作为顾命八大臣之一被杀,杨绍和乘机购得怡府大量宋版珍本运回聊城。海源阁汇聚了南北藏书之精华,共有藏书20多万卷。正如叶公绰先生所言:"汲取南北之精帙,萃于山左之一隅",傅增湘先生也慨言:"(海源阁)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海内仰之,殆如景星庆云。"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求见藏书被拒绝,倒是有刘鹗作诗为证:"沧苇尊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琅嬛饱蠹鱼。"光绪十八年(1892年)冬,刘鹗冒雪前往海源阁,竟不能得见海源阁藏书,扫兴而归,一番牢骚也在情理之中。像刘鹗这样被海源阁拒之门外的文人学士不在少数,因为海源阁藏书实行绝对的关门主义,外人与戚族一概不能入藏书楼一步。这其中的苦心是外人不易理解的。历来藏书聚难散易,稍有不慎便灰飞烟灭,加上当时战乱频繁,藏书之艰难更是苦不堪言。海源阁藏书搜集于乱世,关门主义当是对付时局的不得已办法。

  虽然海渊阁实行关门主义,最终也免不了一番浩劫。1929年,军阀王金发纠集残部进驻聊城,将海源阁之宋元秘籍、金石书画择优掠去;1930年土匪王冠军占据聊城,海源阁再次遭劫,损失大半。1931年1月16日《中央日报》报道:"王匪除将杨氏藏书运走大批外,焚毁者尤居多数,甚至做饭用书烧火,睡觉用书作褥,吸大烟用书,擦枪、拭灯、擦桌子、擦鼻子无不以书为之,致价逾连城之古书,几破坏净尽……院内室外书籍满地,厕所马厩亦无地无之,院内书籍尽为大雨淋烂……"此后部分书籍藏于济南和聊城乡下。1938年日寇攻陷聊城,"尽遭火焚"。 1947年八路军进聊城的三道命令就有一道是保护海源阁,但是此时藏书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存少数海渊阁藏书主要存于国家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

  海源阁藏书起于战乱,最终又大部分毁于战乱。回想海源阁藏书印中有一方"子子孙孙永保用享",这个藏书故事,终以辛酸结尾。

运河纵横古今通

  运河对聊城的影响极为显著。明朝洪武元年,大将常遇春领军北伐在东昌与元军激战,明军攻入城内发现各家门上挂一木牌,表面写着欢迎明军,背面却是欢迎元军。常遇春于是下令屠城,城内和附近村庄几乎断绝人烟。到明朝洪武二十四年,东昌府属十八个州县只有2万多户。但是清朝雍正九年,聊城城区就"烟火相望,不下十万户"。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从山西和胶东迁移过来的。从明朝中后期到清朝前中期正是大运河发挥大动脉作用的时期。

  现在光岳楼上的主要构件还都是明朝的遗物,特别是32根直径0.6米的楼身檐柱是当时从苏禄国(现在的菲律宾)进口的,由运河辗转运来。

  设想一下我们置身于此时的聊城吧。沿运河乘船从著名的古镇张秋入境,到了武松打虎的阳谷县。千年前蔡伦在此传授的造纸术依然兴盛;西门庆建造的狮子楼不下船自然是看不到的;不过在岸边也许可以买到武大郎卖的阳谷炊饼。注意不要叫错,是"笼蒸而食"的炊饼而不是烧饼……经过出产李时珍称为"圣药"阿胶的阿城,从山东巡抚丁宝祯斩杀大太监安得海的龙湾开始,就到了东昌府。在本地人称为"闸口"的通济闸这个运河在东昌的咽喉之地,你可以看到桅樯如林,贾商云集,岸上百货灿陈,古迹耸立,精英荟萃。著名的东昌三街就在眼前了:"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通济闸的繁华可以和中国任何一条街市相比。如果你是富商或者贵客,你可以从富商专用的小码头上岸;你也可以从南边不远的大码头下船。如果你运气好,在这里也许就可以看到康熙或者乾隆皇帝龙船临幸的壮观场面。据说当年东昌百姓把乾隆"今日午睡"的旨意说成"今日无税",在大码头上立了无日期的"今日无税"碑。

  东昌北上的一大景观是会通河上31处船闸,这里就是临清运河闸,由民间老人白英开创的"相地置闸,以时蓄泄",保障了运河的畅通,直达北京通州。南旺分水工程举世闻名,开创了以船闸启闭升降闸河水位,保障船只安全通过落差高峻河段的先河,至今在长江三峡、葛洲坝工程中沿用。

  大运河到临清又是蔚为大观。见宝塔而识临清,远远看见卫运河东岸的舍利宝塔"秀聚中天",船家会告诉你:临清到了。运河边连绵排开的制砖厂又是临清运河一大奇观。临清金砖专用于皇家,"岁征城砖百万",北京紫禁城大部分是以运河运输临清金砖建成的,以致有水上漂来的城市之说。作为运河最大的粮食转运枢纽,临清可容300万石的大仓自然是无比壮观。从运河古桥下划过,随船过处,正是明朝大学士李东阳写到的那样:"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在山东快书声中,市井生活画卷如水流淌,"繁华丰阜,无异江南,临清尤为盛。"一部《金瓶梅》就是蘸着临清的运河水写成的……

  繁华如过眼烟云,这对于运河边的城市尤为贴切。当我走在聊城境内,我体会到它们已经默默无闻如此之久。今日山东西部的发展,不但在全国无名,在山东也完全处于东部沿海蓬勃发展的阴影之下。像交通这样的外部条件往往可遇不可求,历史还会留下某种因缘际会吗?

  如今的大运河聊城段已经不再连通,河道在枯水季节一片荒芜不见滴水,还需要从黄河补水。这是从微山湖以上大运河的共同命运。

八大会馆见繁盛

    聊城的文物古迹大都与运河有关,坐落在古运河边的山陕会馆就是古运河繁盛的有力见证。当年穿城而过的大运河漕运繁盛,运河两岸的商业兴旺,本地与外籍的殷实商业资本多集中在太平街、双街及越河一带,外籍商人的会馆也集中在这里。江西会馆、苏州会馆、武林会馆等,有20多家会馆,其中规模较大的有8家,号称"八大会馆"。山陕会馆位于双街至龙湾船只停泊最多的地方,当年来聊城的山西、陕西商人有千人之多,资本也最雄厚,所以山陕会馆气魄也最大。那时,会馆每年三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都要演戏娱神,并免费接待群众,每逢演戏总是人山人海,山陕会馆的花灯最吸引人,有350盏之多,其中一对大蜡烛五尺多高,直径也有一尺,点燃可几天不灭。当时有个掌蜡的姓齐,身体矮胖,不足殿前的大蜡烛高,所以大伙跟他开玩笑,叫他"齐大蜡烛"。
   聊城人喜欢听戏大概与各个会馆的"奏雅宣和"、"宫商翕奏"有关。聊城过去曾有戏台十余处,常年不断演戏,其中建筑最好、形体最大的要数山陕会馆的戏台,因而它的利用率也最高,戏台旁有一副对联:"响遏行云,一曲笙簧欣万利;歌翻白雪,八方舞蹈庆升平",就是极好的写照。各种民间戏曲班社都以能在这个戏台上演出为荣,至今保留着的各地戏班题写在墙壁上的剧目就有百种之多,这一百多个剧目,以聊城地名为戏名的就有三个:《东昌府》、《海会寺》、《李海务》。
   清乾隆年间,聊城的商业尤为繁盛,外地商人中,又以山西、陕西两省的为最多,常在千人之上。山陕商人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在东昌府区东关双街古京杭运河西岸始建山陕会馆,"祀神明而联桑梓",作为山西、陕西两省商贾集会、奉祀关帝的处所。维修所用木材多来自陕西终南山,工匠多来自山西汾阳府,初建耗银五万余两,多次重修耗资巨大,如第四次用银49643两,专刻一对石狮就用银592两,可见其财大气粗。
在外地人看来,过去的聊城人"好酒尚武"。"好酒"的遗风尚在,"尚武"则有许多故事流传下来。当年运河繁盛还带来了聊城镖行的兴盛,最有名的镖行是"窦家镖行"。"窦家镖行"有许多声名远扬的事迹,但最扬名的一次是由裹着小脚的窦小妹完成的。当时,窦家男人都护镖在外,只好由窦小妹护送万两黄金进京,路上女扮男装的窦小妹与响马盗黄天狗相遇,经过几番交锋,黄天狗甘拜下风。"窦家镖行"因为窦小妹的事迹更加声名大振,在当地镖行中独领风骚。 
运河船上号子工

  长期以来,大运河上的船民们在凌波踏浪、击风搏雨的航行中,也逐渐创造了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船工号子。同时,沿河居住的人们一听到那错落有致、韵味悠长的船工号子,便知道又有船只拔锚起航或歇锚靠岸了。

  船工号子多种多样,丰富多采,它与河道上的万家渔火、笙歌管弦一起,成为运河的一种特色文化。船工号子是船工们在劳作时的即兴创作,可以说,船上有多少道操作工序,便有多少种船工号子。船上常用的号子主要有起锚号、冲号、拉纤号、招号、缆头号、搅关号、撑篙号和摇橹号等,而且每种号子各有其作用。比如,起锚号是在铁锚久拖不起时,船工用力拔锚所唱的,船工们抓住锚绳,边拉边唱:“千斤呀,万斤呀,嗨!铁锚呀,动身呀,嗨!”于是铁锚便在众人的齐声唱和中被缓缓拔起。船工们所唱的冲号,亦称凤凰三点头,是在船舶即将开航时唱的:船工大师傅将纤绳搭在肩上,口中便唱“我要拉——哟嗨!”这一句便是给船上伙计的一个信号——船要出发了。听到这一句号子,伙计们无论是正在吃饭,还是正在干别的活,都要立刻起身,一边撤掉搭板,拿起竹篙,一边口中长长地应道“哎……”,于是便进入工作状态,各司其职。大师傅再接着唱“喂喂,啊——我要拉哟,嗨”,众人再随号应和,一齐用力,如此反复三次,船便缓缓启动了。

  船工号子种类不同,节拍也有所不同。撑篙号就有快拍和慢拍之分:逆水行舟时需用力撑篙,而且撑篙的节奏要加快,所以就用快拍号子;顺流航行时船只行驶平稳,撑篙不需太大力气,节奏也无需太快,便可用慢拍号子。唱号子一般需要一领号者,待领号者唱出,其他人随之应和。领号者要根据船舶行驶状态,掌握号子的轻重缓急,以调动大家的情绪,把劲往一处使。唱号者不但可以边干边唱,也可以不参加劳动,站在船上专司其职,船民们称此类号子为“甩手号”。

  当船舶行驶到船多、人多之处,哪只船的号子响亮有力,气势不凡,引人注目,哪只船的主人便会倍感荣光与自豪。因此,号子也便成了船主实力的一种标志。会唱号子的领号在船上也有特殊的地位和待遇。当年运河上来来往往的船舶都唱号子,领号者多为有经验的船工,一般船上的大师傅每月工薪为14块大洋,而唱号者则可拿到15块,“高人一等”,由此可以看出领号者受的礼遇非同一般。

  如今,运河船舶大都不用人力摇橹,但许多劳动号子还保留了下来。这首《摇橹号》唱起来还十分动听:“哟哈哈,嚎!手握橹把半边飘,叉开双腿哈下腰;伸开胳膊使对劲啊,不慌不忙向前摇!哟——哟——嚎!”

状元归去驴如飞

   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有了绿意;河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了文化的亮色。黄河哺育的农业文明和运河滋养的商业文明在聊城交汇,鸿儒卿相、文人骚客在这里驻足,文化的繁盛盛极一时。明清两代运河繁盛之时,聊城考中状元3人,进士99人,举人439人。"计出清乾定"的清朝开科状元傅以渐最为人知晓。
   清顺治三年(1646年)开科大考,傅以渐以进士及第一甲第一名首夺大魁。朝廷在太和殿举行了盛大典礼,顺治皇帝赏赐恩荣宴,官授翰林院修撰,给六品朝冠,带金质花,拨发60两银子供造状元牌坊,又特地打开午门之正中大门,让傅以渐和榜眼、探花踏着中路出紫禁城。此非凡之礼仪,连亲王宰相也不能享用。
   傅以渐是竭诚尽忠的贤臣良相,也称得起廉洁奉公的清官,"位居相位,食不重味,衣皆再浣,无异寒素"。他在朝中虽官居显耀,却以简朴无华著称。别的官员骑马坐轿上朝,他却以驴代步,来往于官廷之间,一日被顺治皇帝偶然看见,大笑,遂赐画《骑驴小像》,图绘状元傅以渐骑驴之状。顺治皇帝在御笔画作上还题《云龙山下拭春衣》诗一首,改末句的"马"字为"驴"字,即"状元归去驴如飞",一时传为佳话。后人借题发挥,曾有演义诗一首:"阁老骑驴来玉殿,康熙引缰走在前。若非太保展雄才,清鼎岂能安如山!"
   喝运河水长大的傅以渐当官而没有官气。相传,傅以渐为官之后,家里人和邻居因一墙之宽的宅基发生了纠纷,后经官动府打开了官司。家人告到傅以渐那里,傅以渐挥笔写了四句诗,让人火速传送到东昌家中。诗云:"千里来书皆为墙,让他几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尚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讲明官宦人家应以仁义为重,不能以势压人。家人见他说得有理,就撤回状子,主动将宅基界线退让三尺。邻居见状,感动之余也主动退让三尺,空出了一条六尺宽的胡同。周围民众称赏此事,遂将这六尺胡同称为"仁义胡同"。

人杰地灵故事出

聊城还是闻名中外的《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古典名著中许多故事的发生地,特别是《水浒传》、《金瓶梅》两部著作中主要故事情节就发生在这里,如武松斗西门庆的狮子楼、武松打虎的景阳岗、柴进花园、李逵井等等众多的景点和古迹都真实地记载着当年的历史。

山陕会馆“神庙”所

  山陕会馆是山西、陕西客商集资合建的一处神庙与会馆相结合的古建筑群,八十年代就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清乾隆八年至嘉庆十四年不断修建,最终形成占地面积3311平方米的庞大建筑群。保留至今的有山门、戏楼、夹楼、钟楼、鼓楼、南北看楼、南北碑亭、关帝殿、财神殿、火神殿等一百余间。

  在空旷的运河岸边看到如此富丽堂皇的建筑群,真是有一种惊艳之感。想几百年前的古人,不论是贩夫走卒还是高官巨贾,在熙熙攘攘的运河码头一靠岸,抬头就见到山陕会馆,当惊叹聊城的繁华和山陕商人的气势。这个也许算当时的"形象广告"吧。

  会馆是明代建都北京后兴起的,称为"官绅会馆"或"科举会馆",最初主要是为各地在京的官绅提供一个聚会的场所,为进京赶考的试子提供一个暂居之地,而排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尾的商人,在这些会馆是不得入住的。商业会馆的建立和在全国的扩散是明朝中期以来商业发展的结果,会馆"祀神、合乐、议事、互助",可以达到增强同乡凝聚力,树立行业形象,实行自我约束和管理的功能。"海内最富"的山西商人建立的会馆最为著名。

  会馆的数量和规模,无疑可以作为一个地方发展繁荣程度的重要参考。山陕会馆是历史上聊城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见证。各地商人在聊城建了太汾会馆、江西会馆、苏州会馆、武林会馆等八大会馆,只有山陕会馆保存至今。

  山陕会馆的山门为三间牌坊式门楼,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最有代表性的山西会馆建筑"三绝":砖雕、木雕和石雕。木柱上阳刻楹联是颂扬关羽的:"本是豪杰作为,只此心无愧圣贤,洵足配东国夫子";"何必仙佛功德,惟其气充塞天地,早已成西方至人"。山门的特别在于,既是多种艺术的结合,也是多种文化的组合体:佛道儒浑然一体。门匾写的是"履中"、"蹈和"、"精忠贯日"、"大义参天",为儒家格言;赞扬关羽为"西方至人"、门楣中央雕刻白象,这又是佛家意义;关羽的本位无疑是关圣帝君,标准的道家人物主题。

  从山门步入就是戏楼。人们说"商路即戏路",有人就说有山西商人活动的地方,就有山西会馆,凡是有山西会馆的地方,就有山西梆子戏的演出。戏楼是背靠山门,正对关帝大殿,两侧才是看楼。为什么呢?因为这戏是唱给关帝爷看的,凡人当然只能在两旁陪坐。戏楼精工细作的复台结构十分罕见,公认为不仅可以与北京颐和园中的德和大戏台相媲美,还可以和故宫的淑芳斋戏台争高低。

  在戏台化装室以及后台墙壁上现在还可以看到当时刻下的剧目,一有百种之多。当年各种民间戏曲班社都以能上这个戏台演出为荣。还将旧事重新演,聊借俳优作古人。有趣的是,剧目中就缺少关羽的戏。据说是建成时关羽托梦说"关某生前虽有功于世,但也多有过失"、"不得宣扬于俺"的缘故。曾经有几个南方来的富商执意在此演"过五关斩六将",谁知关羽刚要挑帘出场,正堂突然起火,烧毁了富商存有银票的银柜,从此无人敢演关公戏了。涉及到现实时总会有功过之分,这也许是人立神时免不了的尴尬。不演关羽不知道算是古人还是关羽的"自知之明"。

  戏楼前就是第二进院。山陕会馆的五幢建筑把会馆分为四进院,这个第二进院就占据了总深度的一半。因为它处于戏楼与正殿、献殿之间,而会馆的正殿、献殿是最重要的建筑,供奉着关羽以及财神火神。从小巧秀美的戏楼下来,宽广的院子里,庄严宏伟的正殿献殿在巨狮和老槐树的拱卫下,与戏楼以及两旁的看楼形成鲜明对比。如果戏楼和看楼里是人间的悲欢和无常,那么大殿上就是神灵的威严和万能。而这个山陕会馆的目的就在于把二者联系起来。

  关羽是"武圣",而商人绝不会希望战争四起,天下太平才是商人的心愿;山西商人供奉关羽,一方面因为关羽是自己的同乡,更主要是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在山陕会馆献殿石雕檐柱上刻有一楹联:伟烈壮古今,浩气丹心汉代一时真君子;至诚参天地,英文雄武晋国千秋大丈夫。

  上联称颂的是关羽的"义",忠义、节义;下联说的是"诚",至诚、诚信。就是要商人们以关羽为楷模,对国家忠效,做生意讲求诚信。

  山陕商帮是明清最有实力的商帮,他们的发财之道是什么?有人把它归之为钻研运筹的经商才能,有人则归之于"朴诚勤俭"的风尚,实际上除了这些之外,还应归之于他们良好的商业人格。在他们看来,童叟无欺即是"天理",缺斤短两则为"不义",买卖公平是天经地义的事。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良贾"形象。而惟利是图、不择手段则是最为忌讳的。商业会馆不但是从精神和信仰上树立一个榜样,也是一个执行和实践它的组织和制度的象征。山陕商人的成功是在会馆忠信精神的统一下集体力量的胜利。

  历史又留下一个关于巧合的故事。在山东土地上,几千年前的齐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先高扬了经济主义的大旗,管子的《侈靡》中经济观点与今天的现实也是如此接近,齐国以高消费刺激拉动工农商业发展,是当时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同样在这里,发源出以道德主义为主旨的鲁文化,孔子宣扬舍生取义,儒家思想最终大一统,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构成。

  在经济主义的今天,齐文化无疑是得到最大限度的确认,市场经济的更非当年的齐国可比;但是如果丧失了道德主义这样一种人类终极需求的整合力量,经济主义会符合人类的意愿和根本利益吗?

  由此看来,山陕会馆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是中国经济主义和道德主义两者结合的标本和典范,应该成为中国商人的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