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山西高红文化具有独立命名的必要性

 

 

李国大 张生祥

   
              

  2007年4月8日下午,“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经过全国19名评委,著名考古学家两日来的评议及无记名投票,柳林高红遗址的商代夯土基址等十项考古发现从24个参评项目中突围。高红遗址,位于柳林县薛村镇高红村柿枣垣的山顶上。现存夯土基址建筑面积达4000平方米,由于水土流失的破坏,已经失去了原貌,当时实际建筑面积比现在大的多。夯土建筑中最大的7号夯土基址大致位于建筑群的中心,现存台基面高出当时活动面约1米,长近50米,宽约11米。高红遗址是目前中国北方发现的唯一一处殷商时期有着大型夯土建筑、与商文化面貌迥异的方国遗存。规模宏大的殿堂是权力的象征,是夯土建筑的最高形式,构筑如此大型的夯土建筑,非集团的力量不能做到,这里应是一处政治集团的活动中心。[1]其重要性远非陕西李家崖文化古城可比。


  众所周知,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陕北、晋西北的南流黄河两岸地区相继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青铜器。由于在这些青铜器遗存中既有典型的中原式青铜器,又有数量较多的北方系青铜器,所以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尤以李伯谦[2]先生的讨论最为详细、深入,他将这批遗存命名为“石楼一绥德类型”青铜器。1992年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召开“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考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俄国学者瓦廖洛夫[3]依据器物彼此共存和不共存,分析其成套关系,从而将这些青铜器分成两个器物组群,并依据最初发现的县名分别将其命名为石楼类型和保德类型。近年,沃浩伟[4]根据这种认识再次考察了这批青铜器,分别将石楼类型和保德类型分成三期,其中石楼类型第三期的年代大体与保德类型第一期相当。同时他还认为,石楼类型在第三期时可能受到了保德类型的压力而西渡黄河,迁到了陕东北一带。去年,蒋刚、杨建华[5]从器物组合研究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两个铜器类型在信仰、生活状态方面的区分,同时就这两个铜器类型与周边青铜文化的关系做了些讨论。从目前的材料来看,他们得出的认识都是可取的。


  但是,由于李家崖文化发现早,学界习惯上把高红遗址也归属于李家崖文化。[6]如一位学者所称:“这无疑是一处李家崖文化的遗存。”可是,近来随着我们课题组对高红遗址的深入研究发现,高红文化与李家崖文化有着天壤之别,纯属于两种文化。所以,我们认为高红文化具有独立命名的必要性。不能把山西高红文化与陕西李家崖文化混为一谈。下面我们将从两种文化的青铜器、城址建筑、来源、信仰、社会状态、力量对比等方面作一比较。


  一、青铜器组合不同。从属于李家崖文化的石楼类型青铜器主要有“以爵、觚为代表的礼器+直线纹锛、凿、刀为代表的工具+以戈、镞为代表的武器+云形耳饰、贝饰为代表的装饰品”(后兰家沟为代表)和“直线纹锛、凿、刀为代表的工具+以戈、镞为代表的武器(张兰沟为代表)”两种组合。总体来看,石楼类型铜器表现出的是重视礼制和装饰,工具数量也比较多,武器相对较少,没有浓厚的好战气氛。而从属于高红文化的保德类型铜器表现出的却是另外一幅景象。保德类型铜器中“铃首剑+管銎斧+带环勺”的组合十分常见,是保德类型铜器最基本的组合形式。其中前两类是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墓主生前多是骑马的武士。[7]


  二、从城址及建筑规模看,李家崖古城没有大型宫殿建筑基址,而高红古城有象7号夯土一样的大型宫殿规模的建筑。且坐南向北与中原类型的宫殿建筑迥异,可见其文化的差异性有多大。(附图表比较)


  三、来源不同。从属于李家崖文化的石楼类型青铜器无论从形制还是功能上都是典型的中原商式青铜器,是该文化与中原商文化交流的结果。正如学者所称“石楼类型铜器与商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在青铜礼器器类、铸造技术、成套组合为表征的礼制传统、葬俗等方面,商人都深深地影响了石楼类型居民。”[8] 目前,学术界多将石楼类型铜器群归属于李家崖文化[9],主要依据有如下几点:(1)二者存在的时间、空间重合。(2)李家崖文化出土高圈足敞口陶簋与石楼类型铜器群中的直线纹铜簋比较相似。(3)李家崖文化有从东向西的发展态势,石楼类型铜器群也有这种发展态势,二者具有明显的一致性。[10]所以,李家崖文化来源于商文化比较符合事实。
相反,高红文化与中原青铜文化的联系较少。却与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的联系比较密切。从属于高红文化的保德类型铜器中的管銎斧基本都是长管銎,这种形制的管銎斧主要集中在陕、晋、蒙交界地区。在伊朗也发现有形制与其相似的管銎斧,但是其年代早于前者,所以,高红文化中的管銎斧很可能是受西亚影响所致。柳林高红出土的长叶矛年代属于晚商,在高加索存在年代更早的长叶矛,而且在外高加索还发现与柳林高红靴形器相似的靴形容器,由此来看,长叶矛和靴形器也可能来源于西亚地区。[11]


  总之,李家崖文化来源于中原商文化而高红文化来源于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从来源上看来,这两种文化有着天壤之别。


  四、信仰不同。从出土的青铜器看,李家崖文化接受的是商文化中以爵、觥等青铜酒器为代表的礼制信仰,利用中原礼制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而高红文化没有接受中原文化的礼制信仰,他们崇拜的是武士精神,战功卓著的人就能进入社会的上层。[12]


  五、社会生活状态不同。从出土地青铜器看,高红文化具有浓厚的武力氛围。这些人群整日打打杀杀,东征西战。好战、贪婪的特性使他们过着极其不稳定的生活。而李家崖文化的人们重视礼制,用等级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社会相对安定祥和,生活相对稳定和谐。所以,两种文化的社会生活状态差异也较大。[13]


  六、力量悬殊。大多学者一致认为,高红文化是一支非常强大的青铜文化。其族属有不少学者同意其属于工方。李伯谦先生通过研究与商王朝保持友好关系的方国居地所在,以及这些方国经常受到来自西边的工方的侵扰,指出“汾河以西石楼、绥德为中心的黄河两岸高原山地应该就是邛方的居地。”甲骨卜辞中,武丁时期征伐工方的卜辞达四百余版,可见工方力量之强大,已成为足以对抗商王朝的劲敌。有研究表明,当时李家崖文化迫于高红文化的压力而西渡黄河。[14]可能李家崖古城的修建正是为了防御高红文化的进攻。而高红文化的主要对手是远在中原的商王朝,李家崖文化与高红文化在军事力量上几乎没有可比性。所以,两种文化力量悬殊。 总之,高红文化与李家崖文化无论从来源、信仰还是从社会生活状态、军事力量的对比上看都具有本质的不同。如此巨大的差异导致两种文化必须分开而论,绝不可混为一谈。2007年4月8日晚,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忠培在新闻发布会后接受了光明日报独家采访,对入选的十大考古新发现逐一评点。当评到高红遗址时,张忠培说:“该遗址的发掘进一步确认了过去零星的发现属于哪种文化,确认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发现的遗址具有宫殿规模,这就增加了这种文化的内涵,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到这种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水准,已有了政权建设。这个发掘推进了这类遗存的进一步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当时商代的北面有一个强大的文化。”正如徐苹芳对高红遗址的点评那样,高红文化确实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因此,我们认为山西高红文化完全具有独立命名的必要性。

    
作者地址:柳林县联盛中学文化课题组

参考文献:
[1]王京燕、马升、高继平《2004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试掘简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2]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第167~184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3]瓦廖洛夫《商代至西周中国北方诸小族的考古遗存——年代、分布及其文化关系问题》,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考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1992年。
[4][14]沃浩伟《晋陕高原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吉林大学2002年本科毕业论文。
[5][7][8][10][12][13]蒋刚、杨建华《陕北、晋西北南流黄河两岸出土青铜器遗存的组合研究》,《文物世界》2007年1期。
[6]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1期。
[9]吕智荣《朱开沟古文化遗存与李家崖文化》,《考古与文物》l991年6期;
[11]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