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仪征博物馆 刘 勤

　　江苏仪征馆藏汉墓出土的铜镜目前有 200多面，以其品类丰富、纹饰独特、工艺精湛引人注目，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现从中选出部分以瑞兽纹为主题纹饰的铜镜加以介绍和探析。

一、仪征汉墓出土的战国铜镜

仪征汉墓出上的铜镜中，有少量为战国镜，圆形，薄胎，卷边，镜体很薄，而边缘卷起高出镜身,川宇钮，装饰特点为有主、地纹的双层花式，纹饰内容主要是带有地纹的动物纹，以蟠螭纹为主，体现了战国时精巧灵秀的风格。根据主纹变化分成以下几种：

羽状地纹四兽纹镜(见图一) 1989年6月张集团山西汉墓 M1出土。该镜圆形，三弦纹钮，羽状纹圆钮座，外围一周凹面形环带、短斜线纹一周。纹饰由地纹与主纹组合而成。地纹为羽状纹，主纹为四个狐面鼠耳的怪兽。每个怪兽张嘴露长舌、弯卷回首，长尾上卷，一后肢向后抓尾，一前肢攀握另一兽之长尾，一前肢和一后肢踏在镜之边缘上，四肢发达，身躯与长尾成s形卷曲，外一周短斜线纹。四兽姿态相同，但由于它们环绕成圈，四肢的处理又比较夸张，形成了一幅跳跃运动的画面。宽素卷边。直径24、厚o．8厘米。

三龙镜(见图二) 1997年10月26日刘集联营赵庄汉墓M4出土。该镜圆形，三弦纹钮，圆钮座，外围一周凹面形环带。纹饰由地纹与主纹组合而成。地纹为双线勾连雷纹，双线内外均填以密集的细点纹。在地纹之上三龙绕钮分离配列。龙头较小，长唇外卷，头上有角，长颈，身躯纠结成扁桃形，有c字形长尾，其中二龙尾之中部有燕形小翼，一龙尾中部有花苞状饰。三龙的足部弯曲，伫立于凹面环形带外之弦纹圈上。龙的体态轻盈，绕钮追逐，充满欢乐活泼的气息。宽素卷边。直径16、厚 O．3厘米。

蟠蠕羹纹镜(见图三) 1994年1月9日刘集联营赵庄汉墓 M1出土。为馆藏二级文物。该镜圆形，弦钮，圆钮座，外围云雷纹及凹面形环带；短斜线纹各一周。纹饰由地纹与主纹组合而成。地纹为细密的云雷纹(涡纹与碎点纹组成)，主纹为三蟠螭纹，螭头对镜忸座,张嘴,大眼,头顶有弯角,与忸座外的弦纹圈相接。蟠的身躯和足均为弧形蔓枝，勾连缠绕，从螭的0复部向右伸出一菱形纹。三螭之间有蔓枝相隔。素卷边。直径18．4、厚o．4厘米。

三叶蟠螭菱纹镜(见图四) 1997年10月刘集联营汉墓M3出土。该镜圆形，三弦纹钮，圆钮座，外围云雷纹带、凹面形环带各一周。纹饰由地纹和主纹组合而成，地纹为圆涡纹和三角雷纹组成的细密云雷纹，较模糊。在地纹之上，从钮座外圈伸出三叶，将镜背均匀地分为三区，每区有一蟠螭纹，蟠螭头近镜缘，大目，张嘴，作回首状，头顶有弯角，细长颈，身躯如弯曲柔长的枝条，腹部向右作s形扭曲，向左作c形弯曲，腹下有双足，自腹部向右伸出一折叠菱形纹，与螭身相叠压。三叶与螭尾相互勾连，左右对称，气韵生动。素卷边。直径14．9、厚0.6厘米。

蟠螭镜(见囤五) 1999年5月新集镇团山汉墓M7出土。该镜圆形，三弦纹钮，圆钮座，外围一周圆涡纹、三角纹带，两周短斜线纹内是一周凹面形环带。纹饰由地纹和主纹组合而成。地纹为圆涡纹和菱纹组成的细密云雷纹，主纹为四对蟠螭，蟠螭头近凹面环带外弦纹圈，头上有角，长吻，圆眼，身躯蟠旋环转，有两足，一足伸至镜外缘的弦纹带上，一足伸向后。素卷边。直径18．2、厚0．3厘米。

彩绘宽弦纹镜(见图六) 1999年9月新集镇庙山村赵庄组出土。该镜圆形，三纹钮，中弦较高，圆钮座，座外有三周凹面形带配列成三轮形，内外两周凹面形带较宽，中间较窄，上有彩绘白色涂粉痕迹，惜彩绘剥脱。直径25厘米。

二、仪征汉墓出土的汉镜

仪征汉墓出土的铜镜中，汉式镜居多，早期的有保留战国风格的蟠螭纹镜，中期的有草叶纹镜、星云镜、日光镜、昭明镜、四螭镜等，镜上的地纹逐渐消失，镜钮成为半球状，到了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出现数量繁多的青龙、白虎等四神纹样的博局镜，东汉时期流行高浮雕的龙虎镜、神兽镜等，纹饰丰富，制作精良，反映了汉代铜镜发展进入繁荣鼎盛时期。现选其中以禽兽纹为主题纹饰的代表性铜镜作一介绍。

四叶蟠螭纹铜镜(见图七) 1999年4月刘集联营赵庄汉墓M9出上。该镜为西汉早期。圆形，三弦纹钮，伏螭(双龙)钮座。外围两个双线圆圈带，多为？纹。圆圈外伸出均匀对称的四株三叠式花瓣纹(火焰形图案)，将纹饰分为四区，每区置一组蟠螭纹，即学者们所称隔离式(间隔式)蟠螭纹镜。蟠螭头小圆眼尖嘴，居中近镜缘处，两肢爪向左右伸张，身躯蟠旋纠结，曲线流转，细腻繁缛。四组蟠螭隔叶纹两两相对。主纹外有一周或两周绳纹圈带。窄高卷边。直径14．2、边厚o．8厘米。

四乳瑞兽铜镜（见图八) 2003年5月新城凌桥东云汉墓出土。该镜为西汉晚期。圆形，圆钮，四叶纹钮座。两周短斜线纹间凸弦纹带。主纹为四乳瑞兽，四枚带圆座的乳钉间以瑞兽羽人。一组为人与虎相对，人手拿三枝灯，跪蹲，中立二鸟；一组为龙与鹿相对；一组为二虎相对；一组为二龙相对。宽素缘。直径16．4、厚0．5厘米。

七乳瑞兽纹铜镜(见图九) 刘集白羊村汉墓出土。该镜为新莽时期。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环列九乳及云纹，两圈短斜线纹，圈带内是一凸起的宽圈带。主纹为七枚乳钉纹相间瑞兽纹，各乳环绕圆圈，圈内有一对展翅鸟。七组纹饰左旋顺序分别为青龙、带翼独角兽、坐熊、白虎、羚羊、山羊、四肢腾空的怪兽，瑞兽形态多样，刻划传神，周围填以云气纹，纹饰为线条式。外一周短斜线纹、一周锯齿纹及一周双线波折纹环列。素缘。直径21、厚0．5厘米。

七乳禽兽纹铜镜(见图十) 1992年10月陈集杨庄村汉墓出土。该镜为西汉晚期。圆形，圆钮，圆钮座。钮外七枚带圆座小乳钉和圆钩纹。其外两周凸弦纹圈内饰图案化的鸟纹和束腰的棒形纹。主纹为七枚带内向连弧座乳钉纹，间以白虎、羊、朱雀、鸟、青龙、羽人、蛇，禽兽形态多样，边缘纹饰为锯齿纹和连续云气纹。直径14．1、厚o．5厘米。

宜子孙七乳瑞兽镜(见田十一) 1983年6月仪征胥浦化纤工地出土。时代为新莽时期。圆形，圆钮，钮外环列九乳，九乳间有“宜子孙”三宇铭文及云纹，外一周短斜线纹。两道弦纹间有几何形云气纹，中区主纹为七乳瑞兽纹，七乳均有内向连弧纹座，瑞兽分别为：张口扬尾奔跑的鹿、扬蹄长角昂首的羊、站立的蟾蜍、双手上举的羽人、回首扬尾的龙、吊首展翅的朱雀、低首敛翅的鸟，图案均为线条式，瑞兽神态各异，生动传神，外一圈短斜线纹。边缘为锯齿纹及云气纹。直径0.2、厚0．5厘米。

瑞兽博局铜镜(见图十二) 2003年5月8日新城镇凌桥村东云组出上。该镜为西汉晚期。圆形，圆钮，四叶纹钮座。座外环绕九枚带圆座乳钉纹，间以云气纹。圆圈带与双线方格相团，方格内四角各填充草叶纹，方框外为博局纹，T纹两侧各一枚带圆座乳钉纹，将内区分为四方八极，分别配置青龙、白虎、朱雀、羽人及瑞兽，线条流畅，为了填充空间尽量夸张禽兽的某些部分，无论龙、虎、瑞兽都甩出细而长的尾延伸到 T--~L纹之间，既生动又使布局协调。锯齿纹及双线波折纹缘。直径12．4、厚O．5厘米。

西王母禽兽博局铜镜(见图十三) 1999年6月胥浦镇先进村出土。该镜为西汉晚期。圆形，圆钮，四叶纹钮座。座外双线方格，方格外为四乳及博局纹，区分的四方八极内分别为王兔捣药和西王母相对，西王母头戴胜，衣领交叉，席地端坐。一只奔跑的兔及一展翅飞翔的鸟、一立鸟与一朱雀、一瑞兽及手持一物的羽人。双弦纹圈外一周斜线回纹带。平素缘。直径11．6、厚o．5厘米。

禽兽简化博局铜镜(见图十四) 刘集镇白羊村出上。时代为东汉。圆形，圆钮座。座外方格及四个T形纹，缺L、v纹，方格四角各对一枚带圆座乳钉。四区内为朱雀与一羽人相对，其余三区为一鸟配一兽，鸟作振翅欲飞状，兽的形态似虎，姿态多样，怍蹲、跑、立状。外一圈铭文：“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清锡佳且明左龙右虎。”边缘纹带为锯齿纹一周、5形云纹。直径11 5、厚 0．4厘米。

四乳神兽纹铜镜(见图十五) 1989年6月胥浦镇肖南村出土，时代为东汉。该镜圆形，圆钮，四瓣钮座。两周双弧线内为一周短斜线纹，座外大双线方框，四角与四枚乳钉相对。乳钉座为内向八连弧纹，分成的四区内绘有形态不同的瑞兽，分别为昂首奔跑的青龙与一只敛翊直立的鸟相对、低首弓背的白虎、俯首站立的马、曲颈弓背的独角兽，神兽均作张口咆哮状，或行或止，动静相宜，体态丰腴健壮，刻划细腻，为浮雕装饰，周围填以云气纹。外一周短斜线纹、锯齿纹。边缘纹饰比较精美，以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主四组纹饰。青龙与一手持三枝灯的羽人相对、白虎与一鸟相对、朱雀与一鸟相对、玄武身上有一振翅欲飞的鸟。为适应窄圈带，纹饰修长呈s形，流畅生动，造型优美。此镜土纹与边缘纹饰相得益彰，采用浮雕手法，突出纹饰，铸制精良，为铜镜中之佳品。直径18 8、厚o．7厘米。

寓浮雕双龙镜(见图十六) 1 981年6月胥浦镇甘草村出：上。该镜为东汉晚期，圆形，圆钮，圆钮座。内区高浮雕的二龙夹钮对峙，身躯部分压在钮下，二龙均睁目张口，，头上长角向后，身躯弯曲，二盘龙形态各异。左侧龙身呈弯弓状，带翼；右侧龙身作蟠曲状，刻划细腻、生动，突出了二龙四肢下三尖爪。其外短斜线纹一周。边缘纹带为连续卷云纹。直径11．8、厚0.9厘米。

三、仪征汉墓出土铜镜的特点

西汉前期是战国镜与汉镜的交替时期，战国镜继续沿用，仪征汉墓出土的战国镜多出自于张集团山汉墓和刘集联营汉墓等西汉早期墓葬中，虽数量不多，但制作精良，质地薄而轻巧，线条婉转曲折，画面动感十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为楚式镜，体现了楚人激荡情怀，堪称战国镜中的精品。如张集团山西汉墓出土的羽状地纹四兽纹镜，与《中国铜镜图典》68页战国四兽镜纹饰基本相似，但造型更为生动活泼，构图更显简练，直径达24厘米，兽直身而立，口吐粗大弯曲长舌，一后肢向后抓尾，似在嬉戏，又似在翩翩起舞，层次分明，为战国四兽镜中尺寸较大者，而刘集联营汉墓M3出土的三叶蜡螭菱纹镜，纹饰以三蟠螭纹为主，三蟠螭间既有叶纹相隔，又有三折叠菱形相互勾连，二者巧妙配合，刻划细腻分明，是一面较为独桶的战国铜镜。新集镇庙山村赵庄组出土的彩绘宽弦纹镜，形体较大，工艺特殊，在本地区较为罕见。

此外又出现了新的镜型，即汉代铜镜，虽然比战国镜有所变化，但仍然保留战国镜的不少特点，纹饰多仿楚式镜纹，但镜身浅薄，地纹较为粗略，尺寸也相对较小。如刘集联营赵庄汉墓M9出土的西汉早期四叶蟠螭纹铜镜，扁平钮，边缘窄高，主纹突出，地纹粗略，与战国镜已有显著差别，证明西汉早期仍然保留战国镜的不少特点，但又有所变化。

到西汉中叶汉武帝前后，一些新的镜类流行起来，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到了西汉晚期特别是王莽时期，纹饰题材有了重要突破，以四神为中心，形象各异的禽鸟、瑞兽成为铜镜的主题纹饰，注重铜镜边缘的装饰，使铜镜这种实用品更富于艺术性。仪征汉镜与同时代杨州地区所出汉镜基本相同，但在纹饰上有细微差别。如刘集白羊村出土的七乳瑞兽纹铜镜，主纹为七枚乳钉纹相间瑞兽纹，各乳环绕圆圈，圈内有一对展翅鸟，这在同类型镜中颇为罕见。又如胥浦先进出土的西王母禽兽博局镜，时代为西汉晚期，纹饰以头戴胜的西王母和玉兔捣药为主，外有一圈回纹，在《中国铜镜图典》同时期、同类型镜中，此种图形少见，比杨州地区㈩土的另外两面西王母博局镜——面为扬州西郊蜀岗大队仪墓出上的新莽西王母禽兽镜，一面为仪征龙河凌东大队出土的东汉杜氏西王母博局镜)时代要早，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无疑是我国发现同类镜中时代最早的西王母禽兽博局镜，表明汉代以西王母为主题禽兽装饰题材已经出现，以线条手法表现，为东汉以后演变到以浮雕手法的神兽镜类和画像镜类奠定了基础。

从西汉到东汉中期以前，汉镜主题纹饰表现采用单线勾勒轮廓为主要表现手法，即线条式，发展到东汉采用浮雕式手法，主题纹饰隆起突出，高低起伏，形象生动，这种浮雕式的技法，使纹饰的视觉效果由线条式平面变化为半立体状。仪征胥浦肖南出土的东汉四乳神兽纹铜镜，既沿袭了西汉晚期四乳瑞兽镜纹饰，又采用了浮雕式手法，有别于常见的东汉神兽镜，是西汉四乳瑞兽镜向东汉神兽镜过渡的代表。胥浦甘草山出土的东汉高浮雕双龙镜，制作精良，保存完好，代表了东汉时铜镜铸造水平。

四、对仪征汉墓出土铜镜的认识

1、战国楚式镜与广陵王侯陵区的关系

仪征汉墓中出上众多精美的铜镜，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仪征西汉时先后属荆、吴、江都国、广陵国，由于距广陵国所在都城极近，且境内多丘陵，符合古人择吉地而葬的习俗，而汉代又有厚葬习俗，故形成了仪征境内汉代墓葬密集的奇观。仪征汉墓出土的战国铜镜多出于张集庙山汉墓和刘集联营汉墓群墓葬中，应是传承器物。考古资料和勘探资料表明，扬州汉代王侯陵区主要有三大区域，其一在高邮神居山一带，其二在邗江甘泉山一带，其三在仪征张集庙山一带，有类似王陵的大墓，此处东距汉广陵城遗址约11，5公里，而刘集联营汉墓群距庙山汉墓以北约1公里，推测这一带为江都国、广陵国贵族墓葬群，由于战国时广陵属楚，是楚文化的东界，其人文、历史、地理都与楚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及至西汉早期墓葬中往往出土战国时期器物，多带有楚文化的风格，从而表明工艺制品的表现内容和风格的变化往往要比政治上的变换晚的得多。

2、仪征汉镜源于广陵铸镜业

汉代扬州是铜器生产的重要地区，馆藏铜器品种较多，造型别致，其中铜镜数量颇多，而仪征出土的汉镜，纹饰精美，铸造精良，代表了扬州汉镜铸造的工艺水平。汉代被认为是“中国古铜镜的繁荣时期”，扬州汉广陵国经济富强，是百工聚集的手工业生产基地，邗江宝女墩汉墓出土的铜鼎上有“广陵服食官”铭文，仪征国庆螃蟹地汉墓出土的铜钫上有“食官”铭文，“广陵服食官”是广陵国设置的服饰和饮食的一种并称官制，掌管广陵国王、后、太子等的服饰及日用器皿和饮食方面的事务，统帅有一批为其服务的能工巧匠，应有铸镜业，其中扬州出土的大多数铜镜的生产，应属“广陵服食官”掌管之内。

3、广陵有丰富的铜矿资源

汉代扬州不仅有着众多能工巧匠，且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吴王刘濞都广陵，辖三郡五十三城，即东阳郡、郫郡和吴郡，利用封地内地理、资源的优势，“采山铜以为钱，煮海水以为盐，伐江陵之木以为船”，<明一统志》记载：应天府铜山在东南七十里……扬州府山在府城西北七十二里，又有小铜山在仪征县西北二十里，皆吴王濞铸钱之地。汉代扬州曾经一度利用数处铜矿资源，开发铸钱，当然也铸铜器包括铜镜，正如在汉铭文镜中有“汉(新)有善铜出丹阳”铭文，表明西汉、新莽时期制镜用铜多取于丹阳，充分证明汉代广陵铜镜铸造工艺的鼎盛和繁荣。

综上所述，仪征汉墓出土的铜镜与扬州汉广陵国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虽然仅是沧海一粟，然以一斑窥全豹，它为研究汉广陵国及仪征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对研究中国铜镜发展史及扬州汉代铜镜的区域性特点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篇文章得到扬州博物馆研究员周长源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来源：中国文物报